第一节 “赶超模式”大转型与经济增长研究范式之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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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 中国经济走了一条模仿苏联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增长的经济赶超道路。重工业赶超增长模式就其实质而言, 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为依据, 从突破资源稀缺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入手, 通过对产品和要素施以严格的行政控制、价格管制和计划配给制度, 以保证资源以较低的经济成本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 克服产业结构中重工业薄弱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产生的“短边效应”, 使国民经济在最短的时间内加速增长, 实现工业化追赶甚至超过发达经济的强国目标。这一模式的特点和经济表现可概括为“十低十高”：低基数、高增长,低消费、高积累, 低轻工、高重工, 低城市化、高工业化, 低城乡融合、高二元分割, 低自由择业、高隐性失业, 低劳动激励、高平均主义, 低市场竞争、高计划控制, 低开放交换、高封闭循环, 低稳定性、高波动性。
不可否认,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率确实是比较高的。在近30年特殊的政治环境和计划经济体制下, 以高度政治化的统制经济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集中资源进行重工业化的实践, 赶超模式促进了中国的重工业化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二三十年间获得了类“苏联模式”的数量驱动型超常规增长。但同时, 这种增长模式的偏差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代价。可以观察的典型化事实是重工业自我推动导致巨大的周期波动性, 经济大起大落, 经济结构严重畸形, 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 民生极其困顿,“短缺”现象严重, 国民经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的短暂高增长之后就难以为继, 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陷入严重停滞, 甚至走到崩溃的边缘。
图42—1 1953—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版。
“人均收入”是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最为典型的指标, 该指标清楚地显示出中国此时期与国际上的收入差距并未实现缩小, 而是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 我们计算得出1965年世界银行“中上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当于中国的3.82倍, 而到1982年却达到了历史高点9.43倍, 在近20年间收入差距扩大了近6倍；1967年,“非 OECD 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当于中国的5.24倍, 1981年达到历史高点32.13倍, 中国与之的收入差距在15年间增加了近27倍。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震荡和大混乱, 国计与民生、积累与消费、城市与乡村等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日趋激化, 传统的生产关系及命令经济配置资源模式, 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及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这一模式的失败, 事实上也是重工业优先增长型赶超理论的被“证伪”。
吃饭问题逼迫“赶超”结构转向, 改革启动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 研究的两大焦点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和对改革方向的探索。尽管人们对新道路的细节一时还不十分清楚, 但是扩大市场的作用, 以边际上的增长来推动旧体制的变迁,却逐渐成为共识。学界比较一致地认识到：第一, 生产资料特别是重工业的优先增长（“以钢为纲”方针) 是片面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已成为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障碍。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必须按照基本经济规律, 把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 首先安排好农业、轻工业的发展, 然后围绕农业、轻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安排重工业的发展。[51] 否则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的滞后发展, 供不应求, 会影响安定团结局面, 使广大群众不能及时地获得所需要的消费品。加速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局面。[52]第二, 改革开放促使经济赶超模式转型, 要处理好改革力度、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同经济稳定的关系。新的经济建设道路要求保持经济发展的适当速度, 获得持续、稳定、实惠的增长。保持合适的积累率仍是完全必要的, 但既要避免过去高积累率、低消费水平的做法, 也不能走低积累率、高消费水平的路子。同时还要注重经济效果, 避免积累率的暴起暴落。实现经济发展速度、比例和效果的统一, 就可以避免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大的失误和问题, 使国民经济能够以持久稳定的高速度发展。[53] 一些论文针对当时的通货膨胀现象, 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改革, 稳步前进, 促进经济稳定；另一方面要保持适度增长, 治理经济环境, 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54] 第三, 关于政府促增长、保稳定的调控手段, 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提出“双轨制”, 并提出要按经验数据（“财政框框”)、积累消费比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目标三方面要求来保持适度经济增长。[55]
随着思想解禁和改革开放的推进, 经济增长研究的潮流, 很自然地从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范式转向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范式。实际上,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形成的较快时期, 陈彪如等国内学者曾以《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为阵地,在1960—1964年对杜玛、爱蒂肯、甘恩、米德、琼·罗滨逊等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著作过几篇简要介绍, 可惜这一学习过程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前夕, 杭勤在《国际贸易问题》（1978年第1期) 上发表的《科技革命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文, 或许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篇直指“经济增长”的论文, 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问题开始正式进入中国学者视野。其后, 国内又有多篇考察研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相关问题的论文发表, 分别探讨教育、积累率及基本建设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56] 但那时, 国内经济学者的工作仍主要是对卡莱茨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引进和研究[57], 以及探索两大部类的平衡增长, 建立财政、信贷、物资等在内的综合平衡理论等。1985年8月, 谭崇台在国内主流学术期刊《经济研究》发表《经济学说史中应当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一文, 这意味着国内一批学者已经开始全面关注和研究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此后, 经济增长理论陆续被引进, 并应用于中国经济的经验研究。
从1984年张培刚的早年论著《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 [58]在国内面世, 到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用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方法对中国经济改革前后的事实进行归纳并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 十年间随着国际文献的引用, 包括“资本形成”“技术创新”“干中学”“结构模型”“比较优势”等理论为国人熟知, 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式成为主要理论工具, 在分析方法上逐步从结构分析的静态研究转向动态路径分析转变, 研究经济增长的论著也逐步问世, 并在21世纪以后形成一个研究热潮。我们基于一项早期统计并进一步补充分析发现[59], 1985年后在国内主流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中, 题目中包含“经济增长”四字的平均每两个月就有一篇。这些专论文章又密集地发表在1999年之后——正是中国改革关键期和经济增长面临重大挑战时期。2007年之后, 在《经济研究》上冠名“经济增长”的文章年均达到15篇, 平均每期约1.3篇, 这还不包括那些与增长相关的文献。这表明, 增长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被重视, 人们不仅研究经济增长理论, 关心GDP等与增长相关的经济指标, 而且开始用新的研究范式和成果为中国现实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服务。
总的看来, 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是以“赶超”为特征的, 但这种赶超, 是越来越基于市场而非计划、越来越趋于开放而非封闭、出口与投资双轮驱动、工业化与城市化齐头并进的新型加速增长。伴随改革前后的新旧赶超模式“大转型”而来的经济增长理论范式“大转变”, 是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学术研究氛围日渐宽松、能够更好地吸收国际知识扩散并直面中国现实问题的结果,同时这种转变也反过来为经济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决策支撑,由“干中学”产生的知识创新效应与改革创新效应相互促动, 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