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阶段
《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第一节 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阶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中国的现代经济史学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中国以后才产生的, 应该说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1903年, 梁启超发表了著名论文《新史学》, 倡言“史界革命”,号召创立新史学。虽然后人对“什么是新史学”的看法多有歧义, 见仁见智, 但是梁启超自己说得很清楚：这种新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必须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 即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而在梁启超关于“新史学”的设想中, 经济史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1904年, 梁启超写成《中国国债史》一书, 此后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的影响。因此之故, 经济史学界一般把梁氏《中国国债史》一书的问世作为中国经济史学出现的标志。[103]此后, 经济史学在民国时期经历了形成阶段, 并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而呈现出短暂的繁荣, 如果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来看, 这个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分为以西方进化论和实证研究为特点的学派和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学派。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史研究, 大致可以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标志) 为界, 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04]
一 1949—1978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历程
在第一个时期,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背景下, 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 以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为职责, 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 开展研究, 在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大一统”地位的同时, 也形成了系统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理论体系和结论,并产生了一大批至今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个阶段经济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与历史学的特点颇为相同, 即重视宏大历史叙事和理论问题,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构建能够解释中国历史实际的史学理论体系, 这个时期的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即前资本主义时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相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学来说,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 因此经济史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不大。
作为一门现代意义的科学门类, 中国经济史研究发端于清末,形成于民国时期。在上述两种新兴学科的推动下,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而繁荣, 但是, 随后受战争的影响而萧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社会科学研究开始了急剧转轨, 即由过去封建传统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等百家争鸣的状态,迅速而彻底地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定一尊”的局面。就这个时期而言,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和内容以及目的, 可以说当时更多的是作为历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史研究, 也迅速完成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理论整合。
作为经济史, 尤其是历史学组成部分的经济史研究, 由于新生国家政权的政治和文化建设需要, 转轨过程尤其突出。
最早比较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在1919—1924年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 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内容。1924年, 李大钊著的《史学要论》,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观问题、历史学的系统问题、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史学对于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影响等。在《史学要论》中, 李大钊旗帜鲜明地主张应用马克思的历史观研究历史。他指出：“从来的史学家, 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 而不顾社会的基址, 那样的方法, 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 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 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105]“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 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106]《史学要论》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史学理论著作,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这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 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此外, 李大钊还撰写了《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等论文, 探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 一是需要用唯物史观重新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二是研究近代以来的历史, 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历史观正好适应了这两个需求。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作为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的《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 对唯物史观和应该如何从事历史学研究作了如下概括：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 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 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而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 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 劳动群众的历史, 各国人民的历史。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 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教程》还指出：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 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力怎样, 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而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 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因此,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并对五种社会生产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新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就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开展的。于是, 古代社会的分期问题、地主制经济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及作用问题、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失败问题等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历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也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1949—1978年, 主要研究对象为古代和近代经济史, 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 主要还是采用传统史学研究范式,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描述和解释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定难度；二是在于前人行事, 并无一经济学观念为前提, 其言行自有一套道理办法规则, 以经济学的后来观念解前人前事, 当然颇为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 中国社会科学界开展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并形成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表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问题取得了成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们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运用唯物史观写成的著作的科学性得到了验证, 这使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通过学习, 绝大多数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者具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 并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而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 唯物史观的运用不仅是必需的, 而且是有效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于是经济史自然更多地偏重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的古近代历史。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我国的经济史研究领域, 已经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为主体的新的学科体系。
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过程中存在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 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而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则加剧了这种倾向,直至演变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影射史学和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仍然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就经济史研究来说, 成绩仍然是主要的, 这个时期不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并使得经济史成为历史学的主流；而且通过研究培养了一批人才, 出版了一批成果, 这些都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大量喷涌奠定了基础。
二 1978—2019年中国经济史研究历程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41年, 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迅速发展和繁荣的时期, 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前30年的史学积淀、对外开放的影响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史研究队伍壮大、研究领域广阔、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成果丰硕的三个基本因素。
一是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队伍迅速扩大, 研究领域更加广阔, 研究成果丰硕。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史研究被视为新时期历史学的突破口。国家“六五”“七五”期间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均把有关经济史的课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 许多原来从事其他领域研究（例如从事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者转到了经济史领域上来,“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新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空前扩大的经济史研究队伍中, 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即从事研究工作的老年、中年学者, 他们在新时期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新时期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培养的一批博士、硕士, 80年代后期以后也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开拓精神的、生气勃勃的研究骨干, 现在他们已经挑起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大梁。随着研究的开展, 研究人员迫切要求加强交流和协作, 各地（如东北、广东) 纷纷成立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 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于1986年正式成立。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刊。2000年又建立了“中国经济史论坛”网站, 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学术阵地。2002年, 中国经济史学会经过长期准备, 加入了国际经济史学会, 进一步加强了国内经济史研究队伍的国际交流。2012年, 中国经济史学会创办会刊《中国经济史论丛》（2017年更名为《中国经济史评论》)。2016年,科学出版社历史分社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技与经济社会史专业委员会共同创办了《产业与科技史研究》并开设了微信公众号。近年来,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社等机构纷纷开设经济史方面的微信公众号, 成为非常活跃的学术交流平台。就研究视野和领域来看, 比1978年以前大大拓宽了。过去经济史多侧重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研究, 偏重于古代和近代, 偏重于汉族和农耕经济的研究, 侧重于国家经济活动和重大经济事件的“宏观叙事”性总体研究, 现在则拓展到生产力和经济运行, 拓展到当代中国经济史, 拓展到游牧经济和海洋经济,拓展到社会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
二是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更为广阔和雄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经济史资料工作基本上是近代一枝独秀, 新时期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继续发展, 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发掘利用有了较大的进步, 现代经济史也开始了系统整理资料的工作。这一时期整理出版了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 中国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合作, 将清朝大内档案中的粮价资料录入电脑, 建成有关资料的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还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的大规模整理出版工程。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 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 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 与文献记载相印证, 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 使研究增添了活力和动力。现代仍然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丰富而生动的资料, 如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口述私记等, 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利用。
三是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趋向。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 经济史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前教条主义的束缚, 突破了种种禁区, 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 新理论、新方法得以不断引进, 出现了国内与国际的学术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 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思想空前活跃, 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 在探求中国经济史自身特点和规律方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 进行广泛的探索, 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 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流派。有的学者提倡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 强调计量研究和经济分析, 力图使中国经济史学更加精密化。另一些学者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 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实行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此外, 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 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亦分亦合, 并行不悖, 百花齐放, 生动活泼。许多经济史研究者已不满足于笼统的定性叙述,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总是尽可能作些量化分析, 并出现一批计算历代亩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和物价变迁趋势、中国古代GDP的论著, 这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