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中国经济史研究队伍和方法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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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史研究, 是建立在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发展繁荣基础上的。[107] 它作为历史学与理论经济学相交叉的分支学科, 虽然研究的对象相同, 研究的结论也可能相同, 但从研究者的学科分类和研究视角来看, 则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为历史学科组成部分的经济史研究, 其研究者基本上是历史学科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史学工作者；另一类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科组成部分的经济史研究, 其研究者基本上是经济学科研和教学机构的经济学学者。由于历史学和经济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比较成熟, 因此虽然经济史研究历来强调“史无定法”, 但是就经济史的研究来说,无论是研究者的职业需要、研究视角, 还是其知识结构优势, 以及社会需求导向, 其选题和成果都呈现出上述两类特点, 或者何者为主, 或者平分秋色。本章之所以这样划分, 一是为了了解和把握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演变的内在结构和因素；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 以便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的融会贯通。
就经济学来说, 从清末西方经济学传入我国, 到民国初期开始萌芽,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方面, 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 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 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 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地在中国传播。但是由于这个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成为社会的两大矛盾, 社会始终处于分裂和动乱之中, 因此经济学并没有成为显学, 其重心虽然在于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 但并没有形成能够完整解释中国经济制度、经济现象以及经济运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这个时期的历史学, 则在原有中华民族高度重视历史的文化传统下和深厚的国学积淀基础上, 吸取来自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 而兴盛起来。这种兴盛与繁荣, 仍然是“经世致用”的, 即为解决现实问题而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 并从中寻找答案。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这段时期, 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比较清晰地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政府史学研究机构和高校历史教研机构的史学工作者；二是政府经济研究机构和高校经济教研机构的经济学工作者。虽然研究对象相同, 但由于工作单位性质和任务不同, 以及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氛围不同,在研究领域、视角和方法上仍然有所不同。前者如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大专院校的历史系, 其研究和教学任务是历史学, 从业者也是历史学家, 其知识结构和治学方法多来自中国长期形成的历史知识和方法积淀, 尤其擅长考据和实证研究。后者如中国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上海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以及部分财经院校的经济系, 其研究和教学任务是经济学, 从业者也多是经济学出身, 熟悉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从研究领域来看, 前者主要集中于古代经济史, 那是他们发挥特长和史学优势的领域；而后者则主要集中在近代经济史, 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学者来自旧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研究部门和专业, 只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或知识上不能适应新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研究, 而转向研究他们所熟悉的刚刚成为历史的旧中国经济, 这也是他们能够发挥作用和经济学优势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经济史研究则呈现出研究机构不断增加、队伍不断壮大、从业人员不断变动、知识和方法不断融汇和多样化的趋势。
首先是研究队伍的迅速壮大, 大批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人员和经济学者开展了对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他们或者从总结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 或者从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来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出发, 来兼职研究中国经济史。前者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进行的大型“当代中国丛书”编纂中有关经济各卷就集中了数百位曾经从事或正在从事实际经济管理工作的人员来撰写新中国有关经济专题和部门史。后者如刘国光、厉以宁、吴敬琏、汪海波、林毅夫等。他们的论著给中国经济史研究增色不少。
其次, 随着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以及如火如荼的经济发展形势和眼花缭乱的经济体制改革, 都吸引了大批历史学内的非经济史专业的学者和经济学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学者来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 前者如中共党史专业、中国当代史专业的许多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到经济史方面；后者如不少研究政治、文化、社会、外交, 甚至国防的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向相关的经济史或者交叉研究。
近年来, 不少青年学者选择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 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批中青年学者在老一辈学者的悉心指导和培育下脱颖而出, 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改革开放以后赴海外学习经济史的学者, 学有所成之后纷纷回到国内, 不断补充到国内的经济史学界中来。
总的来说,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经济学知识的普及, 以及理论和工具的多样化发展, 经济史研究越来越经济学化。那些熟悉历史学方法的来自史学专业的研究者, 则有一部分转向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开展以实证和个案为特点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从研究发展趋势看,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经济史研究存在着两种并行不悖的倾向, 即李根蟠所概括的“分”的倾向和“合”的倾向。所谓“分”, 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二是指学科的细分, 最明显的表现是区域史、部门史和专题史研究的兴起,不再笼统地以整个中国或整个经济为研究对象。所谓“合”, 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二是指全方位、长时段综合考察的研究视角。不是把经济因素孤立起来研究, 而是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不是把中国经济史孤立起来研究, 而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把某一时段孤立起来研究, 而是瞻前顾后, 同时考察它的“来龙”与“去脉”。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美国就出现了一股新经济史学思潮, 并掀起了一场将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来的革命, 尤其是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D.C.North)和福格尔（R.W.Fogel) 对间接计量法与反事实度量法的成功运用, 在经济史研究中掀起了一股清新之风。正当新经济史学革命在大洋彼岸如火如荼地进行时, 我国的经济史研究也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80年代初, 老一辈学者吴承明和孔经纬分别在《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和《吉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上发表了《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关于中国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等, 阐明了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其后, 吴承明在相关学术讲演和论文中列举了一些国外各学派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 如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等,分析了它们的利弊,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此后, 经济史理论与方法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90年代以来, 国外经济学与经济史理论方面的著作纷纷被译介到国内, 最著名的如布莱克、亨廷顿等人的现代化理论, 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 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张五常的佃农理论, 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 门德尔斯的原始工业化理论等, 都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与此同时, 一些经济史方面的国外汉学名著如黄宗智的姊妹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 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等,也在学界广为流传, 其理论之新颖、方法之独到, 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2013年开始, 量化经济史研究呈现出兴起之势。陈志武、李中清、李伯重、马德斌等学者站在学术前沿, 在国内学术界大力倡导和引领量化经济史研究。2013年起,“量化历史讲习班”已连续举办六届；2014年,《量化历史研究》创刊；2015年,“南都量化历史研究最佳论文奖”开办；2015年, 华中师范大学大数据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基地班开办；2017年,《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创刊。这股量化经济史研究热潮催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中国古代GDP研究方面的成果尤为突出。学者们普遍认为, 量化研究方法的引入有利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科学化, 能够令人信服地验证现有的假说, 也能够从历史现象中发现新的认知。不过,也有一些量化研究的成果过分追求模型, 而忽视了数据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被一些学者批评为“为模型而模型”。量化方法已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量化经济史研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但国内学者对于量化方法的优势、缺陷和适用条件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成熟, 中国经济史学界在引进和消化国外理论方法的同时, 开始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研究的“话语体系”的思考和探索。2016年5月17日,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李伯重、魏明孔、叶坦、徐建生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学者们普遍认为,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话语体系”, 不仅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 还能够加深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经过长期发展, 中国经济史学科已经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各种理论方法多元化发展的良好局面, 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伯重等学者强调,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话语体系”, 不是要“另起炉灶”或“推倒重建”, 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充分利用国际学术环境提供的资源, 并发掘中国传统学术当中的理论和方法, 推进中国经济史研究,力争在对国际主流学术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 在国际主流学术体系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近年来, 我国经济学界越来越重视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一些高校（如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经济学院成立了经济史学系, 许多高校的经济学院恢复或开设了经济史课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为呼吁经济学界重视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 从2015年起每年召开“经济与历史”学术研讨会, 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吴承明曾指出, 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 而不是它的“流”。近年来, 许多学者强调, 中国经济史研究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叶坦、魏明孔等学者认为, 中国经济史学的深厚积淀和经世致用传统, 为创新经济学“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武力、徐建生等学者主张构建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而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其重要基石。
总之,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历史学的视野、方法都大大扩展和丰富了,过去束缚经济史研究的政治压力没有了, 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 随着经济学成为显学和大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 经济史研究的重心也开始偏向经济学。另外, 改革开放以来, 从历史学方面, 又分解出一个经济史研究的生力军, 那就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开展研究的队伍突起和方兴未艾。改革开放以前,以傅衣凌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即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基层和微观的经济史研究并卓有成效。[108] 但是受那个时期整个史学界关注重大问题的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改革开放以后, 出于社会的需求和对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纠偏, 以及受到国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影响, 许多学者转向微观和具体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例如对区域经济史、历史上的“三农”问题、社会保障、灾害救助、疾病预防等社会史的研究, 也大大丰富了经济史研究的内容。这种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的转机和热点, 并且取得了可观成果, 显示出历史学在经济史研究中仍然具有巨大空间、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以及充满活力。
吴承明先生曾经指出：经济史学“在我国, 大体上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 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偏重社会变迁, 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109]。
改革开放给经济史研究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和创新是比较研究, 虽然在1978年以前, 老一辈的经济史学者强调“不能就经济讲经济, 不能就中国讲中国, 不能就某一时代讲某一时代”。并且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实际上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与欧洲经济史进行着比较研究。但是当时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来考察异同, 而较少深入到微观层面和具体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而不断深入和自由广泛的国际交流, 则推动了这种比较研究。其中以李伯重、龙登高、侯建新、朱荫贵、李毅、林毅夫、胡鞍钢等一批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经济史学者和经济学家的成果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