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若干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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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始。从而使得对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百余年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及问题的研究, 从现代、当代的现实问题和对策性应用研究, 转变为对历史的研究, 即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 又由于巩固新中国政权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受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按照唯物史观, 中国近代经济史则自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3年, 国务院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 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严中平负责, 自1954年起着手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以1955年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为始, 先后有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汇编出版。1958年起,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科院经济所合作, 组织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 到1966年时已出版了5 种史料。同期, 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编辑“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并出版4种；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15 册。1960年,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指示,组织当时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的许涤新、吴承明等专家, 在编辑出版“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的基础上, 开始了多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工作。这些扎实的资料工作不但极大地推动了有关专题研究, 而且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骨干。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是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经济史探讨的主要课题。到1966年, 新中国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在17年间出版资料38 种、专著61 种, 发表论文570 余篇。重要的著作有吴杰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傅筑夫和谷书堂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钦本立的《美帝经济侵华史》、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
上述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兴盛局面在1966年被“文化大革命”所打断。近代经济史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严重受挫, 新中国成立前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大多数研究成果被否定, 原有科研计划中止, 研究工作陷于停滞, 学术讨论被大批判和设禁区所取代。“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只有一本《江南造船厂史》和9 篇文章在极“左”路线背景下问世, 几无学术价值可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时期。研究机构和队伍壮大, 研究视野和领域扩展、研究方法多样, 研究成果丰硕。
首先, 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得以整理出版。其中,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选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规模巨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国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合作, 建成有关清朝大内档案中的粮价资料的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继续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和《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辑, 并开始了对满铁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了《民国文献资料丛编》系列丛书；国家图书馆计划全面整理馆藏日本对华调查资料, 已出版《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上海档案馆开始整理出版馆藏金融史资料, 已出版《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影印出版了《满铁调查报告》及《满铁密档》两个系列文献。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浙江越生联合出版印刷有限公司计划合作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文献史料丛刊》。
此外, 40多年来, 在部门、行业和区域的经济史资料方面, 航运、盐务、商务等部门和行业史资料书, 英美烟草公司、满铁、鞍钢、伪满中央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聚兴诚银行、汉冶萍、裕大华、大生、刘鸿生企业、吴蕴初企业等大型企业史料书, 关于旧中国海关、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清代外债、民国外债、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天津商会、苏州商会、南开经济指数资料、自贡盐业契约、张謇档案、盛宣怀档案、自然灾害档案资料等专题资料书, 抗战时期主要革命根据地等根据地财经史料书相继出版；各地政府、各经济部门广泛开展方志和专业史志的编纂和出版, 地方工商史、农林史、金融史、财政史、港史、公路史、邮政史等资料书更是不胜枚举。同时, 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以及各种考古材料、民间资料不断岀版公布。
近年来, 得益于新技术手段的应用, 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辑出版出现了新的形式。在纸质出版辅以微缩胶片的形式之外, 实现文献的电子数据化, 制作专题数据库, 以及数据可视化技术的运用,成为各大档案馆、图书馆的创新举措。2016年, 国家图书馆申请设立“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整理和数字化”项目, 旨在建立一个数字化平台, 从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调查报告开始, 对馆藏日本对华调查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和数字化, 同时联合国内外各相关文献单位,建立专题数据库。“互联网+”手段的利用使“线上资料”新形式得以实现。201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局合作筹建了“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 致力于汇集所有和抗日战争及近代中日关系有关的文献数据, 借助开放、便捷的互联网技术向全球学术界、教育界以及民众提供服务。到2018年年底, 该平台收录的档案、图书、期刊、报纸、图片等各类文献已达1300万页。新技术手段的应用既有利于史料的保存, 又能够大大降低查阅史料的成本, 提高使用效率, 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 197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的数量, 也远远超过20世纪前80年有关论著的总和。学术成果中有两部著作最为引人注目, 一是许涤新、吴承明先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加上后来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卷, 共为四卷)；二是严中平、汪敬虞、吴太昌和刘克祥先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三卷本。这两部著作都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着手, 以大量的专题研究为通史基础, 代表了本学科总体研究的前沿水平。其他通史类著作不下15种。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题研究也有大量著作问世, 如张仲礼、隗瀛涛、罗澍伟、皮明庥等主编的上海、重庆、天津、武汉等地的城市史,从翰香、苑书义、孔经纬、段本洛、乔志强、行龙、马俊亚等编撰的华北、东北、江南等地的区域（农村) 经济史, 陈诗启、戴一峰等撰写的海关史, 徐鼎新、马敏、朱英、虞和平等撰写的上海、苏州、全国的商会史, 刘佛丁、王玉茄、陈争平等撰写的有关经济发展、价格结构、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计量经济史, 朱英、石柏林、徐建生等撰写的近代经济政策史, 吴松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李文海撰写的中国近代灾荒史等。近年来, 企业史、海洋经济史、环境史等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最近几年, 与中国近代经济史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2015年, 叶坦提出打通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界限是突破经济史学发展瓶颈的关键。2016年, 邹进文所著《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出版,作为对近代中国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思想首次全面系统的研究, 具有开创性意义。吴敏超、陈峰、刘兰兮等学者的经济史学术史研究成果也相继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