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若干进展
《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第五节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若干进展,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或者被称为当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真正开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在此之前, 虽然也有零星的研究, 如1958年河北大学岀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有专门为当时政治服务的研究, 如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工商局合作编写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薛暮桥等编写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赵艺文著《我国手工业的发展和改造》, 史敬棠等编写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但是都没有形成稳定的科研队伍和专业。1978年以后, 岀于总结自己历史经验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开始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即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李德彬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孙健教授、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赵德馨教授等, 都开展了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而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启动的“当代中国丛书”, 则使得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有关机构都开展了对当代经济史的研究。1990年, 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 专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编纂和出版工作。2001年, 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经济史研究室, 专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目前,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形成了稳定的、多元化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 除上文已经提到的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经济部门外, 还有各级党校、党史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等从事党史、国史、地方志研究的人员。
纵观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研究, 其重点和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特点和阶段划分
中国现代经济史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真正起步和繁荣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此前, 虽然已有薛暮桥、许涤新、沈志远、吴承明、赵德馨等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 研究社会主义改造, 研究新中国经济发展规律, 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从当时社会变革和经济工作需要而进行研究的。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的党和国家需要认真总结过去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因此从1978年开始,研究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逐渐成为当时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40多年来,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段。
（一）20世纪80年代为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抢救历史资料和总结经验并重, 以国家成立的有关机构和各部门成立的专职机构为主体。这个阶段, 由于有一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老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 他们认为有责任、有义务来总结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经验, 而且有关机构也认为时不我待, 必须抓紧进行。这个时期的主要科研工作和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牵头收集整理出版的系列有关经济史的历史文献, 例如多卷本的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资料；二是由财政部等单位牵头收集整理出版的大量有关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历史文献, 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三是由《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牵头组织各有关经济部门编写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有关经济各卷及其大量的副产品（如资料选编、大事记等)。
（二）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研究为主的相对沉寂的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历史资料收集和整理, 一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任务已经逐步完成, 而且当年退下来的大批顾问和老同志年事已高, 没有精力继续深入开展研究；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确定为改革和发展目标, 这与80年代改革是围绕着如何完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展开已经不同了, 因此许多人认为时过境迁, 历史经验已经没有多少借鉴和指导作用了；三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实的迫切需求, 使得党、国家和有关研究机构, 甚至个人关注重点从历史研究转移到现实问题研究, 甚至直接改行到实际经济工作中。
（三）21世纪这19年为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学科发展的特点一是有关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的沉寂, 重新成为经济学, 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研究的热点。经过20多年的“西学东渐”, 西方经济学广泛传播, 已经为人们所熟知, 对经济学界来说, 关键的问题和机会是如何运用经济学知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服务, 因此就需要了解中国的国情, 而历史是了解现实的“钥匙”, 因此不少国内和国外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开始从事经济史的研究。二是国内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 专业化和管理制度也逐渐严密, 任意改行的成本和风险也越来越高, 迫使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要有创新,而经济史对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 还是一个创新空间非常大的领域。三是国家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视程度并加大了资助力度, 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教育部列为一级学科, 而且高校和研究机构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也得到大力扶持。同时中宣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这些都使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领域的经济史繁荣起来。四是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 有关机构出版了一大批有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领袖人物的文集、年谱和传记, 为研究的深入创造了条件。
这个阶段的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研究队伍由20世纪80年代以国家专门机构为主, 经过90年代的相对沉寂而逐渐转向以高校为主。二是研究的热点几乎遍布各个方面, 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不断深入趋势, 人们已经不满足于过去的结论, 而是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拓展到微观和个案的实证分析。三是研究理论和方法也比过去更多样化。在20世纪80—90年代,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者多是历史专业（包括中共党史)和实际工作部门退下来的老同志, 其方法也多是叙述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而21世纪以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专业的学者进入经济史研究领域, 他们带来了许多新的理论、方法和视角。与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相比, 多学科交叉和理论方法多元融合的特点, 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四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与现实问题的关系更加紧密, 随着学科的发展成熟, 其资政功能日趋显著。
二 关于新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
新中国是在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因此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发展。而工业化又是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基本的任务, 是研究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核心线索。这些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的工业化思想和实践以及经济发展战略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持续的热点。
关于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历史的研究, 起于改革开放之初, 当时经济结构失衡、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和经济效益不高三大问题, 一方面导致了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调整；另一方面导致经济学界反思过去的工业化和发展战略的得失。20世纪80年代有关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产生了两大重要成果：一是以董辅礽为代表的国内经济学家, 他总结了中国和苏联的历史经验, 分析了斯大林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背景和得失, 认为虽然我们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病, 提岀了“以农业为基础, 工业为主导”的农轻重全面发展的思想,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贯彻好这个思想。[110]二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最早的海归经济学家,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视角和经验出发, 运用比较优势理论, 提出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人力资源, 而资本是最短缺的资源, 因此应该充分运用这个比较优势而不应该过分强调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重工业的发展。[111]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 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和主要动力, 加上中国底子薄、人均资源匮乏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 因此如何处理好农轻重关系, 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外延发展和内涵发展关系, 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中外关系等一直是需要解决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而这些都关系到工业化和发展战略。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关于工业化和发展战略形成演变历史的讨论和研究仍然方兴未艾, 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112] 近几年这个问题又演化成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
当前, 中国工业史研究引起了高度重视。《中国工业史》的编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 我国工业界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关于编纂 〈中国工业发展史〉 及筹建“中国工业博览馆”》的提案, 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批示, 随即开始了前期筹备工作。2015年,《中国工业史》编纂座谈会暨签约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工业史》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这部《中国工业史》包含综合卷、煤炭工业卷、机械工业卷、钢铁工业卷、石油和化学工业卷、轻工业卷、纺织工业卷、建筑材料工业卷、有色金属工业卷、电力工业卷、电子信息产业卷、轨道运输装备工业卷、航空航天工业卷、船舶工业卷、食品工业卷、医药工业卷、其他工业卷、港澳台工业卷18卷, 约5000万字, 将于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出版。此外,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中国工业史专业委员会也于2019年4月27日成立, 成为专门推动中国工业史研究的学术组织。
三 关于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及体制得失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 如何认识和评价1978年以前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及其得失, 因为它不仅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起点, 也是体制和政策改革的起点和对象。中国为什么会在20世纪50年代扬弃新民主主义经济而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了前后相承的时间顺序外, 在理论、体制、传承乃至得失方面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至于涉及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统购统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1956年的“冒进”和“反冒进”,“一五”计划,“大跃进”, 人民公社,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饥荒, 国民经济调整,“三线建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是否濒临崩溃的边缘, 等等, 都成为重新关注的对象。其中最重要和持续的热点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认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二是如何认识计划经济。三是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的经济成就和失误。这方面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成为经济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当时对此影响比较大的论著和观点,除了经济学界的孙冶方、薛暮桥、马洪、于光远、杨坚白、汪海波等外, 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也从研究中共党史的角度发表了大量论著, 其中的某些观点对社会和学术界的影响甚至更大。概括起来, 随着40 多年来研究的不断深入,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在这方面基本上达成了如下共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 是本该由资本主义来完成的工业化, 而当时的国际环境似乎又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按部就班缓慢地完成这个任务。1953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形态而加快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过渡, 并不是因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和计划与市场共同作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而是与当时建立在国家安全和统一受到威胁背景下的经济发展战略不相适应。换句话说, 就是工业化水平太低和重工业成为发展瓶颈→（导致) 不能适应保障国家安全和统一的需要→（导致) 需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导致) 需要在低收入水平上建立起既保障高积累和社会稳定又保证资本集中使用的体制。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一五”计划期间快速完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 怎样认识前30年经济建设的得失以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引起了高度重视。习近平强调, 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 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 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从长远来看, 改革开放前30年虽然经历了很大的曲折和有着“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沉痛的教训, 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很慢, 但是成就仍然是主要的, 这就是在如此人均资源匮乏和人均收入低下的条件下, 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和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的陷阱”。而且, 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在多个方面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的成立创造了统一的大市场；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和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机械化率的提高为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放性探索为改革开放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些学者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现代化制定的战略目标的演进过程、中国政府处理供需关系的政策演变过程、集体经济中统一经营与家庭经营的演变过程等方面, 论证并阐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连续性。
四 如何认识新中国前30年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
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 实质上是从一个落后的以传统农业和乡村经济为主的国家向现代工业和城市经济为主的国家转变的历史。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 在工业化前期, 不得不依靠农业和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必要的积累, 加上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率先突破并取得重大成功的, 而取消人民公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取消农副产品统购统销, 以及后来的农民工问题、城镇化问题、城市和房地产发展中的征地问题、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农民收入增长过慢问题, 以及近年来的“反哺”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乡村振兴问题, 等等, 使得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成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研究热点, 于是有人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 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因此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就始终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和研究热点, 是经济史研究“古为今用”“经世致用”的最好领域, 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 应该说是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中最为突出和强大的。
五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研究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了41年的历程。其间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称奇的成就, 而且经济体制也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革, 就这点来说, 有人宣称谁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40多年来,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研究尚属于现实问题和对策研究, 那么从21世纪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不仅越来越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对象,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来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2008—2009年和2018—2019年,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和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 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论著。
由于这段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密切相关, 很难严格区分哪些属于经济史学论著, 哪些属于现实问题研究和对策论著, 因此我们一般采取两种划分标准：论著的研究对象属于10年前的经济事件或问题, 或者研究对象为发生在连续10年以上的时间序列中的问题；至于研究中涉及历史问题的回顾和评价, 这些并不是论著的主要目的,则不属于经济史学论著。概括起来, 研究这40多年来经济史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历程、阶段、特点、动力、得失, 以及经济转型、发展方式转型、城乡关系、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 包括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的思想、政策、机制、效果以及国际比较；二是对40多年来有关经济领域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 包括：宏观经济管理, 国有企业改革, 乡镇企业突起, 民营经济发展,引进外资和海外投资, 工业, 农业, 商业物价, 财政, 金融, 外贸,人力资源和就业, 消费, 社会保障以及涉及民生的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改革, 等等。
六 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和探讨逐渐成为中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较早的研究成果有武力主编的《中国发展道路》。郑有贵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中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主线,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国内学者普遍认为, 在矢志不渝地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 中国虽然经历了数次变革与抉择, 但始终保持着制度与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场中国人应对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探索过程中的最大成就, 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形成了依靠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并举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美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与旅美学者王宁合作出版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七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史研究
近年来,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学界的热点。有学者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不能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要在“一论二史”的结合中推进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武力等学者提出应加强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学理支撑。[113] 首先, 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前提,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不止产生于当代, 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 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其次, 历史研究也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稳固的支撑, 所谓“中国特色”在某种意义上指的就是中国的历史传统, 所以中国的经济学一定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最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是对中国道路的科学总结。如果对中国的历史, 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没有深入的研究, 没有科学合理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
2015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范围拓展和走向深入的指针。而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经济史研究也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做出了贡献。在创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 科技创新与产业经济发展史越来越受到关注。2010年, 汪海波撰写的《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出版, 成为这一学术潮流的先声。2016年,《产业与科技史研究》创刊, 成为专门刊发产业经济发展史和科技史研究成果的学术交流平台。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 生态环境经济史成为研究热点。赵凌云、张连辉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研究。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 促进共同富裕的历史经验研究、民生史研究成为热点。《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8期刊出“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专题, 武力、郑有贵、段娟等学者从促进共同富裕的历程、破除贫富差距难题、世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大环境下促进共同富裕的经验等角度梳理了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和有效实现路径。从经济史角度探讨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已逐步开展。在开放发展理念、协调发展理念的指引下, 中外经贸关系、“一带一路”、区域经济、政府管理、消费经济等方面的经济史研究将继续深入。
（执笔人：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贾子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