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权力与知识生产密切联系，知识服务于特定的权力，权力也通过知识的构建来体现和维护自身的权力关系。[6]新中国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新闻事业的理解也是一种知识，从一开始显现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深受政治权力情境的影响。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知识并不仅仅服务于权力，马克斯·舍勒（Max Schela）认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7]。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从直接性的社会实践中抽身出来，专门从事理论性的认知活动，其合法性是社会赋予的。按照这样一种“作为合理性的合法性”（Legitimacy as Rationality）或“作为逻辑性的社会性”（Social as Logical）原则，任何学科都要在其知识累积过程中，满足其理论知识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同时保证其理论知识同经验现实的一致性。[8]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对其发展的分析不能仅沉浸于从抽象角度讨论知识传统，更要关注这其中是如何与政治情境互动的，从历史传统中把握知识生产的现实逻辑，才有可能“开辟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新闻理论体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