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汇编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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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工作实践和研究与其他行业或研究一样，都是从学习借鉴苏联模式开始的。最早的研究成果是以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和思想的汇编形式出现，之后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新闻思想的汇编和新闻学辞典的形式为主。
一 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和思想的汇编
1954年至1955年期间，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系列学习苏联的书籍[10]。其中一本《联共（布）关于报刊书籍的决议》在其《中文版出版说明》特别提道：“俄文版原书各篇蒐辑到一九四零年为止，本书中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的四篇，是本社附加的。”[11]为何要在原版书上增加这四篇？这需要从这些汇编内容中寻找答案。汇编的开始并不是苏联党中央的文件，而是列宁的两篇文章和斯大林的一篇文章。第一篇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速记）》论述了报刊工作：“……苏维埃的报纸把过多的篇幅和过多的注意力用到那些政治上的琐事和政治领导人物们的私人问题上去了，……报纸应该在首要地位刊载劳动问题，而且要以实际存在的形式把这些问题直接提出来。……报纸应该成为劳动公社的机关报。”[12]第二篇是体现列宁新闻思想的重要文章《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发表于1918年9月20日《真理报》），对报道内容提出了批评：“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然后强调“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
增加的文件虽然距列宁的文章二十多年，但依然关注报道的内容。其中一篇《关于改善加盟共和国、边区和州的报纸的质量及扩大它们的篇幅》论述道：“报纸编辑部削弱了对写作者的工作以及与读者的联系。在报纸篇幅上很少出现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工程师、农学家、工业和农业先进工作人员、科学和文化艺术活动家的文章。某些报纸充满了用枯燥的文牍主义的训令式的文体写成的肤浅的毫无内容的文章和通讯。”[13]
无独有偶，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的社论《致读者》中也强调了以上类似观点，比如：“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还是很多，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远没有绝迹。”[14]从以上引述的对照中可以发现，该书增加的四篇文件不是随意而为，一方面是为了服务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情境，另一方面也为《人民日报》改版提供“理论支撑”，来反思我国当时的新闻实践。《人民日报》改版的报告及附件、《致读者》社论和中央的批示三个文件，“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建立新的、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相适应的新闻体制和理论”，是“对传统新闻学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15]。此时的译介汇编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是面向政治现实逻辑，但也开始了面向社会现实逻辑的探索。这种探索对新闻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反思，虽然是从政治单维度出发，但已开始出现双向度的逻辑，不但寻求对新闻业发展的影响，也在寻求影响当时的政治情境，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讨论。
二 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新闻论述的汇编
随着《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半年后无声无息地终止，以及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汇编也转为完全面向政治现实的“语录新闻学”，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8年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6]1973年和1975年先后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上下编）》。[17]“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81年对该汇编进行了修订，比原著篇幅增加了一倍多内容，开始尝试突破“语录新闻学”。语录摘要式汇编转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导读形式的编著和新闻学辞典的编纂。根据苏联历史学博士阿·奥科罗科夫教授编纂的《列宁论报刊》一书，杨春华和星华于1983年编译了《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该书不仅收集了列宁论述报刊工作的文章、书信及他签署的法令和决议，还有奥科罗科夫教授评介列宁办报思想的文章。[18]该书不仅对经典论著进行摘编，而且增加了评介式的导读，这种形式为我国后来的导读式汇编提供了参考思路。
而有意识主动将汇编从政治现实转向社会现实的逻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一系列汇编书籍[19]，这既是适应当时改革开放的政治情境，也试图探索对新闻事业多维度的观察。198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中、下）[20]被认为“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和宣传工作历史文献的一套资料汇编。这套书在当时影响广泛，至今也是研究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工具书之一”，“资料的搜集工作基本没有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能够搜集到的都尽可能抄录或复印下来”，“是考证历史的重要依据”[21]。198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22]被认为“虽然其中不少篇是摘编，但它是‘文’而不是‘语摘’；它不是‘语录新闻学’，恰恰是批判了‘语录新闻学’的产物”。[23]值得一提的是，时任该所副研究员陈力丹1987年编辑出版的《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开始以个人署名，不再是集体署名[24]。该书“全面介绍了革命导师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经验，并对少量明显的被曲解了的论述，编者都以题注形式做了全面的、客观的、含蓄的说明”。[25]
自此，以历史考证和编者注释为主要方法的汇编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关论述进行完整地编辑呈现，而且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的情境进行分析，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汇编式研究逐渐摆脱了“语录新闻学”单向度服务政治的窠臼，至今出版了较多经典导读形式的汇编著作。[26]
三 新闻学辞典
汇编式研究除了经典导读形式，还以新闻学辞典的特殊形式出现。这些辞典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词条[27]是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典论著的基础上，将相关核心观点提炼为概念，不再局限于语录的摘编。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编辑了新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辞典《新闻学小辞典》（1976年1月）[28]，该辞典在第一部分设立的“无产阶级新闻学主要著作”集中介绍了相关经典论著，在第九部分设立“资产阶级新闻学”，以批判的形式介绍了“公众传播”“‘社会责任’论”“新闻价值”“无冕之王”“新闻五要素”“黄色报纸”“一分钱报”等名词，为我国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维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复旦大学新闻系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谭启泰于1984年出版的《新闻学简明词典》，在第一部分设立“马恩列斯新闻论著和报刊实践”；在第二部分设立“新闻工作文献”，介绍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相关论著和党中央相关文件。[29]与《新闻学小辞典》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该词典不再专门设立“资产阶级新闻学”，而是将相关词条都编入第三部分“新闻理论一般词汇”。可以看出，该词典的编纂已经不再是单维度的政治现实逻辑，而开始转向社会现实的逻辑。同时，该词典也关注了当时新闻业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词典》选收词目、分类、解释词义、编制年表，以及收入的各种附录，都是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上对新闻知识的需要来考虑编纂的，因此，比较切合实用”。[30]鉴于该版存在一些失误，该词典不久又出版了修订版《新闻学词典》[31]。至今，我国相继出版了多部新闻学辞典[32]，逐步摆脱了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
除了在一般性的新闻学辞典中汇编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相关论著，还出现了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辞典。陈力丹2002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33]，“这部词典出自一人之手独立完成，30多万字，530条，基本没有参照系，这种情况在词典编纂中并不多见”，“以时间为序，由远及近，从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方面，纵观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它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框架，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34]。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为蓝本，陈力丹于2018年主编出版了157万字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35]，“这是一本全景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知识地图”，“是一部扎扎实实的论从史出的著作，全书词条大多在认真考证原著、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这种读原著、悟学理的治学态度，贯穿于全书整个编写过程”[36]。这部词典的出版体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在汇编式研究方面已转向社会现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