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西方传播学的中国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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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其他西方引入的“资产阶级学科”比如社会学、人类学、西方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在建国前三十年对于西方学术的译介和了解都非常有限。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前20年，虽然传播学会同新闻学顺利在1997年以“新闻传播学”的形式得以位列教育部“一级学科”名录，并且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了十多年的策略化的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论讨论和创新，但对于西方传播学理论仍然是粗线条的简单了解和吸收。在最近二十年，随着中国学术界总体能力的提升，中国新闻传播学在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吸收、对话、反思和理论发展方面，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极大的进展。

第一节高度内卷化、“赢家通吃”的西方传播理论？

与我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差不多同一时段，欧美学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从最简化的视角看来，西方传播学理论经过70多年的演化历程，大致经历了研究旨趣的转移与美国传播学科的确立、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路径的争论、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认识论转向以及晚近的“本体论转向”等多次范式转移。但是，一般来说，学科理论的发展通常都是多种研究传统并行的。虽然在某些特定的阶段，一些特定的理论传统和研究范式可能比另外一些传统影响要更大一些，但是那些相对隐藏的研究范式并未消失。因此，从学科理论知识实践的角度来说，可能有非常多种分类方式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传播理论的发展进行描述。

基于以上考虑，在提及西方传播理论时，我们可以有三个基本的视角。首先，顺应中国传播学最主要从美国借鉴学科和理论资源的发展状况，以从美国为主、欧洲大陆为辅的视角来看待“西方”传播理论的发展历史进程，将传播学理论发展看作是有历史阶段性特征的非连续体。从这个视角看，它涵盖了历史阶段相互交错的各个学派和理论发展阶段，例如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耶鲁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及颇有争议的“施拉姆学派”等；同时，它也包括一般意义的分支学科化的理论分类法，比如一般意义上所提到的大众传播理论、组织传播理论、人际传播理论。

其次，本文将借鉴罗伯特·T.克雷格（Robert T.Craig）的观点，将传播理论看作具有多种传统并行和交叉的研究领域。克雷格将美国为主的传播理论划分为七种主要的理论传统（口语传播/修辞学传统，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控制论传统，社会心理学传统，社会文化传统以及批判传统，详见表1），这些传统构成了传播理论的“元模型”（metamodel）。虽然由于学科专业设置、社会语境、学术传统与学术关怀的不同，建国以来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理论旨趣及重点和美国传播学界有重大区别，但是这些学术理论传统在我国仍然有较多的引入、对接和呼应。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在叙述最近美国传播学界的理论进展（例如晚近发生的认识论转向、本体论转向导致的理论关怀的转移）及其与我国传播学界的互动与关联层面，我们将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克雷格的理论传统划分法。

表1 罗伯特·T.克雷格提出的七种研究传统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关联

再次，从广义的“理论”范畴来看，虽然传播学早期与相对少数的社会学、心理学、信息科学和技术哲学的理论关系最为密切，但是传播学理论和各学科尤其是社会学、心理学交叉，在传播学被“创立”之后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具体的、细化理论种类，比如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文化认同理论、旁观者效应理论等数百种理论[1]，我们在提到这些理论时可能直接提及理论名称，也可能将他们归纳在不同理论传统下面进行讨论。

同时，正如王金礼已经注意到的，杰弗森·D.波利（Jefferson D.Pooley）和戴维·W.帕克（David W.Park）在2003年对于英文传播学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1600份传播研究文献做了一次内容分析，他们对传播学研究文献的总体特征得出了六点倾向于负面评价的结论：传播学学科（filed）中心主义，北美和欧洲中心主义，全国和国际比较研究少，各个子领域之间学术交流很少，数量很少的学派或者研究机构占据主导，以及西方白人学者“赢家通吃”现象明显[2]。王金礼将之进一步概括为“‘赢家通吃’几乎是主导既有传播学史研究的通则：研究者的注意力过度集中于北美和欧洲的传播研究、过度集中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芝加哥学派、应用社会研究所（BASR）等极少量的建制化研究及其少量的著名（白人）研究者，其他研究机构、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却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3]。英文传播学界这种学科本位意识强、欧美中心主义、研究碎片化（缺乏全国和国际比较研究、各个子领域之间缺乏学术交流）的学术内卷化现象，以及早期研究学派、学术传统开创者、北美和欧洲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赢家通吃”的现象，伴随着晚近理论分化明显、细化理论数量众多但总体影响力不高的特征，对于我国传播理论研究有何启示？

第六章 西方传播学的中国本土化

第六章西方传播学的中国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