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理论创新：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

《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第四节理论创新：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传播学的本土化成为学者普遍关切的问题。中国传播学者在接触西方传播理论之初，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理论创新问题，而给出的普遍的“药方”是本土化理论创新。在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上，中国学者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传播学最重要的起步探索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传播学（简介）》、戴元光等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已经意识到了本土研究的重要性。虽然传播学的本土化口号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被提出，但却因为缺少学术对话而“犹如坠入空谷的回音”。[125]黄旦认为，“中国大陆的传播学本土化打一开始，所遵循的就是把中国作为问题，用西方的理论和标准，不断显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形成一种与他者为映照的表面的对立”[126]。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实际上遵循的是“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127]这种“拿来主义”在香港学者陈韬文看来，只是传播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还应该基于本土社会的特殊性对外来理论做出补充、修订或否定，并建设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128]

一学术概念的中国诠注

传播学概念的“出场”，大多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以及当时的特殊思想语境。而当部分概念“遭遇”中国现实，中国学者往往给出了不同于西方的解释体系，这不得不说是本土话语的一种大胆探索。这种探索主要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对诸如“宣传”“舆情”“公共传播”“群体传播”等西方概念的本土阐释，二是对“传学”“周边传播”“媒体型智库”等本土概念的发明与生产，这使得中国本土的传播创新具有了积极的概念基础。

传播学进入中国之初，对于communication一词的翻译，中国学者从汉语语境出发，将其翻译为“交通”。在胡适口译的杜威演讲（1919—1921）中，communication有时候翻译为“交际”，有时候又翻译为“交通”。虽然“传播”在清末民初时就被使用，但依然强调的是一种单向概念，而交通，是“交”与“通”的并列，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双向概念，更接近communication的本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communication的翻译一直遵循着“交通”这种译法，如孙本文的《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刘海龙认为，以“交通”为突破点，我们可以认识20世纪初的传播观念与传播研究，重新检视中国传播研究的起源神话和集体记忆。[129]20世纪8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将communication翻译为“传学”，而将mass communication翻译为“传播”。[130]黄旦提出，1978年之后中国学术界所建构的“传播”概念，其实不是英文中的communication，而是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131]对于“交通”或者“传学”概念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视角，从关注“传播学”转移到关注“传播”上来，拓展了传播学的学科边界以及学科间对话的机会。

“公共传播”概念在西方语境下强调的是传播网络为公共利益服务。从研究视角上来说，中国学者对“公共传播”概念的内涵拓展更多地体现在价值功能层面。江小平认为公共传播的首要目的是劝服，这是对西方强调“服务”理念的一种全新解释。[132]吕新雨针对中国媒体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化与公共服务功能之间的矛盾问题，提出了“中国特色公共传播”的概念，认为从社会主义出发，中国的公共传播的核心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报道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激发不同社会群体参与中国社会建设。而吴飞以构建中国公共传播学为目标，认为公共传播最重要的是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指导公众的社会活动，要求学者走出书斋。[133]

“宣传”在战争中的应用使得该概念具有一种政治色彩。从“旧宣传”到“新宣传”的观念转变，宣传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视角。与西方的媒体私有制不同，中国特殊的传媒经济格局使得“宣传”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刘海龙通过对中国宣传观念的产生、当代宣传观念的形成以及宣传观念转型的研究，详细探讨了中国本土的“宣传”概念的内涵。[134]而面对新媒体的兴起，传统的宣传主义正在消解，为了适应党的新闻工作所面对的新形式，“新闻宣传工作”正在被“新闻舆论工作”所代替。当下中国政治话语中惯常使用的“舆论”是执政党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逐渐推演出的“中国式舆论”。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舆论的阵地开始转移，不经引导的网络舆论时常成为与统治权力对抗的力量，而这种对抗催生了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术——舆情监测。胡泳认为，中国式舆情与西方舆论的区别类似于“状态”与“过程”的区别，舆论有可能被观察、搜集和测量，而舆情却与社会机构、政治制度相关，并非刻意跟踪、搜集、干预、评估的对象。[135]

二中国议题的理论阐释

当西方理论遭遇本土议题，祝建华给出了解决方案是寻找对话，围绕本土语境形成一套整合性理论——“从本土实情出发，广泛搜索国际学术界的知识巨库，从中严格选择直接相关又能操作化的概念、命题或框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整合性理论”。[136]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始立足于传播视角来解释社会问题和现象。1912年《学报》杂志第一期刊登了署名远公的文章《中华文明之传播》，完整考察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进行传播成为一个主要研究议题，例如“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137]“五四”时期《新青年》的传播渠道研究。[138]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139]、社会主义[140]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历史学领域，重点揭示的是某个概念或者某个事物的传播过程。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更多体现在宣传层面，主要包括宣传效果[141]、宣传方法[142]、宣传实践[143]等问题的考察。可见，传播的“问题意识”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必须承认，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理论研究主要停留在译介阶段，真正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立足中国本土的基本国情和实践土壤，尝试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本土化验证和反思。具体来说，传播学者主要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新议题、新现象，尝试提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理论框架和解释体系。其中，围绕“三农”议题、政治传播议题、媒介融合议题、少数民族议题等极具中国特色的代表性公共议题，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系列“超越西方”的诠释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创新成果。

（一）“三农”议题传播的理论阐释

从传播视角对中国乡村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原因以及中国当下乡村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方晓红以媒介为主线，探索了大众媒介与农村文化生活的关系。[144]乡村传播在西方社会的研究工作，并不是以学科的形式出现，而仅仅体现为针对某一类现象的多层次研究，乡村与农民只不过是传播研究的一个对象或主体形式。而在中国，李红艳认为要将农村看成一个信息系统，而不是零散的传播议题的集合，因此提出要构建中国的乡村传播学，研究乡村社会内部信息传播系统以及与之相应的外部信息传播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145]立足于中国独特的城乡特点与乡村变迁，中国学者以乡村传播为主题，编辑出版了一套“乡村传播文库”，包括《中国乡村传播学》《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究》《中国乡村传播心理模式》《中国乡村网络传播》《中国乡村科技传播》《中国乡村电视传播》《中国乡村新闻案例分析》等著作，尝试描绘乡村传播的基本问题及其不同于西方的学术内涵。乡村传播的问题起点是乡村问题，而乡村文化则是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认识维度。沙垚认为乡村文化传播是一个双重且动态的概念，是乡村传播研究的分支方向。[146]赵月枝将乡村放在全球化体系中去研究，认为乡村文化是当今世界体系中的乡村文化，这一全球化视野为中国的乡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147]

农民工流动是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别的人口流动现象。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主的“熟人社会”，而当农民工进入城市这一陌生的空间，他们的社会生活与关系如何维系，新兴媒介技术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国农民工研究的逻辑进路：以“媒介”为线，以“社会关系”为纲，揭示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与社会适应状况。丁未对身处深圳的攸县出租车司机群体的流动图景研究[148]、曹晋对上海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情况分析[149]都是这种路径的典型研究。陶建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认为农民工身处众多相互重叠的小团体，其人际传播网络体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和“小世界”特征。[150]除了关注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也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其媒介素养[151]、媒介使用[152]等问题的研究，同样构成了中国“三农”知识版图中的重要议题和内容。

（二）政治传播实践的理论阐释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政治传播研究和实践都体现出有别于西方的学术路径和现实维度。[153]在社会抗争、舆论引导、对外传播等政治传播议题上，相关研究都呈现出明显的中国话语和阐释体系。而抗争问题是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根据事件类型和抗争主体的差异，中国的社会抗争呈现出不同的机制、形式和语言，由此推动了社会抗争理论的多元化，如杨国斌关于中国“网络行动”的理论阐释[154]。从“以理抗争”“以法抗争”到“以势抗争”“以气抗争”“表演式抗争”，中国的社会抗争实践超越了西方“抗争政治”的理论谱系，呈现出独特的本土形式和内涵。作为一种极具本土特点的传播实践/政治行动，表演式抗争创设了一个剧场式的身体政治景观，我们可以通过身体视角来把握抗争话语的运作逻辑。[155]此外，新媒体的兴起对政府传统的宣传体系带来巨大冲击，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寻求一种新的传播话语体系——包括对内宣传和对外传播两个维度。对内宣传方面，面对新媒体平台的舆论冲击，执政党积极寻找“政党调适”的媒介方案，逐渐“背离了传统的宣传主义，建构一种吸纳专业主义、煽情主义等不同范式元素的‘杂糅化’形态”，[156]这种新的传播范式成为中国政治传播的新实践。对外传播方面，中国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积极寻求突破现有国际传播格局的新方法和新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思路和方法是对“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修辞再造。[157]姜飞认为突破现有国际传播格局需要思考三个问题，即“超越垄断、渠道建设和有机补充”。[158]

（三）媒介融合实践的理论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强调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作为在西方新闻媒体的融合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新名词，“媒介融合”较早出现在蔡雯的新闻编辑论述中。[159]媒介融合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媒介融合。与西方媒介融合以技术逻辑为推动力不同，中国语境中的媒介融合遵循的是政治逻辑、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共同作用。政治逻辑上，媒介融合既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要求，也是壮大主流舆论的紧迫任务；技术逻辑上，新闻产品必须走向相融，创造融合性新闻产品；市场逻辑上，需要将市场作为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发展成果经得起市场的检验。[160]中国只有走出“传统媒体的落后身份，陈旧的内外制度和既有新兴媒体市场格局的阻隔”[161]等结构性困境，媒介融合才能真正摆脱窘境。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纸媒的生存环境逐渐势衰，但是在中国的特殊媒介环境下，中国的党政媒体却并没有受到经济力量的冲击。王海燕通过对媒介融合语境下西方和中国的报纸行业进行对比，认为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媒介实践的政治经济学原则。[162]

（四）少数民族传播的理论阐释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少数民族的传播问题也成为中国传播学者关注的独特问题。郭建斌在国内较早关注少数民族传播问题，并以云南大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聚焦民族传播问题的研究团队。郭建斌关注独龙族的现代传媒使用问题，如电视与乡村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163]以及电影与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的社会变迁问题。[164]同样是以独龙族为研究对象，吴飞从传统的火塘、电视、教堂三种“媒介”入手，研究独龙族社区的传播网络。[165]这些研究都从媒介社会学入手，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媒介与空间、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孙信茹认为，这样的研究取向要面对以下问题：我们如何在这些研究中心寻找到不同个案之间的关联，从而建立起民族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她进而提出民族传播的三个基本概念：媒介化、日常语态以及超越乡土，并且提出民族传播应该把握住媒介在场、媒介逻辑以及媒介意义三者之间的关系。[166]中国少数民族传播研究与西方媒介人类学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使用的研究方法等，但是中国的传播学者也在积极寻求研究视角上的突破。郭建斌认为可以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跨文化传播”，用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眼光来看待国内不同民族（或文化）之间的差异。[167]

三本土思想的理论推演

中国传统文化和实践中蕴含着丰富的传播思想遗产，成为中国本土传播理论建设的重要源泉。虽然提出原创性理论以及与西方传播学对话都颇为艰难，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的探索从未停止。1957年，方汉奇研究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有关言论自由的政策，探索了中国古代的言论机制。[168]1988年，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较早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特征的三种传播结构——“生命（生活）—传播结构”、枝杆型的“社会—传播结构”、偏心圆型的“历史—传播结构”。[169]这种从传播学角度来阐释或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路径后来被称为“华夏传播”。华夏传播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与传播观念。[170]1997年，孙旭培出版的《华夏传播论》以及此后主编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如《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汉字解析和信息传播》《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初编》），成为早期中国传播学研究本土探索的重要学术实践。李彬对唐代的传播方式、士人传播以及民间传播加以专门研究，旨在“追索唐代新闻传播的整体意义，力图从经验与超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确认其历史地位”。[171]由金冠军和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四卷本，从古代到现当代，全面挖掘和梳理了各个时代的“传播思想”。此后，李敬一[172]、邵培仁[173]、谢清果[174]、潘祥辉[175]、李红[176]、姚锦云[177]等学者比较系统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或思想遗产中所蕴含的传播观念，努力以“华夏传播学的名义”与西方对话，追寻和确认中国传播的本土身份。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实践的传播学阐释，中国本土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探索性成果。林之达通过考察传播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揭示两个学科研究对象之间的实际关系，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理论——传播的两级效果论。[178]黄星民提出的“风草论”是对中国传播理论本土化创新的一大突破。“风草论”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传播意蕴：注重传播过程的“风化风行”，关注受众主体的“草偃草起”，探索传播效果的“风吹草偃”。[179]“风草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思想的总结与创新，引起了邵培仁[180]、陈世敏[181]等学者的共鸣与讨论。

回顾中国传播学70年的发展历程，成果丰富，但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还未能摆脱西方传播学的总体框架，关于本土传播现象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囚徒困境”。即便是目前备受关注的华夏传播，也同样遭遇了诸多批评，认为其未能摆脱西方传播理论所设定的“元命题”，依然停留在对中国圣贤的“西方注解”层面。虽然有学者提出了新的概念或者理论，但是大多未能形成学术对话，也没有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反响，处于一种自说自话的状态。必须承认，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创新道路，特别是突破西方传播理论的问题语境和阐释框架，依然任重道远。

* * *

[1] 刘海龙：《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

[2] 季达：《宣传学与新闻记者》，国立暨南大学文化事业部1932年版。

[3] 参见叶浩生《老骥奋蹄：心理学一代宗师高觉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郑北谓：《美国报纸的职能》，《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2辑。

[5] 孙旭培：《香港、台湾的传播研究》，《当代传播》1999年第1期。

[6] 陈力丹：《传播学在中国》，《东南传播》2015年第7期。

[7] 转引自赵月枝《中国的挑战：对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总第28期。

[8] 王彦：《香港新闻传播学界的成名与想象（1927—2006）——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朱立》，《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5期。

[9] 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10] 李彬、刘海龙：《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11] 黄旦、丁未：《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

[12] 陈韵昭：《传学讲座》，《新闻大学》1981—1983年总第1—8期。

[13] 居延安：《心理选择与新闻报道》，《新闻大学》1982年第5期。

[14] 俞旭：《大众传播的接受对象》，《新闻大学》1983年第6期。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

[16] 居延安：《社会与传播漫谈》，《社会》1981年第3期。

[17] 王怡红、胡翼青：《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

[18] 俞旭：《大众传播的接受对象》，《新闻大学》1983年第6期。

[19] 张隆栋：《大众传播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0]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何道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1] Robert T.Craig，2010.“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Communication Theory，Vol.9，No.2，pp.119-161.

[22]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美]凯伦·福斯：《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3] 黄汉生：《设问辞和文章的波澜——从修辞上分析“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一文的表现方法》，《新闻战线》1958年第12期。

[24] 中国修辞学会编：《修辞学论文集第二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5] 参见张子让《新闻标题的形象化手法》，《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高国良：《谈标题的多种表现手法》，《新闻大学》1988年第1期，等等。

[26] 参见王一川《叙事裂缝、理想消解与话语冲突》，《电影艺术》1990年第4期；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27] 赵鸿燕、李金慧：《政治修辞：媒体外交的传播智慧》，《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

[28] 刘涛：《何为视觉修辞——图像议题研究的视觉修辞学范式》，《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29] 参见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玛蒂娜·乔丽：《图像分析》，怀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0] 刘涛：《图绘“西医的观念”：晚清西医东渐的视觉修辞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1期。

[31] 刘涛：《视觉修辞的学术起源与意义机制：一个学术史的考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

[32] 赵毅衡：《符号学理论发展与模式更新研究》，《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6期。

[33] 李幼蒸：《结构主义与电影美学》，《电影艺术译丛》1980年第3期。

[34] 赵宪章、张辉、王雄：《西方形式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5] 陈力丹：《符号学：通往巴别塔之路》，《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1期。

[36] 赵毅衡：《第三次突变：符号学必须拥抱新传媒时代》，《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7]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38] 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9] 隋岩：《符号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0] 孟威：《网络“虚拟世界”的符号意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4期。

[41] 陈卫星：《从漂浮的能指到符号的资本》，《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第3期。

[42] 倪梁康等编：《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现象与社会理论》，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43] 巴斯摩尔、周煦良：《胡塞尔的逻辑学和现象学思想》，《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1期。

[44] 张世英：《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45] 参见晓为《〈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2期；张蓬：《现象学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0期。

[46] 倪梁康：《图像意识的现象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47] 范龙、王潇潇：《现象学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初探》《新闻大学》2010年第1期。

[48] 姚晓鸥：《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6期。

[49] 杨雅、喻国明：《试论技术现象学视阈下媒介技术的“在场效应”》，《当代传播》2018年第1期。

[50] 丁未、田仟：《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

[51] 张培森：《中央台是怎样传播苏联宇宙火箭的喜讯的》，《新闻战线》1959年第1期。

[52] 西奥博尔德、定扬：《控制论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6年第5期。

[53] 祝建华：《实地调查——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一》，《新闻大学》1985—1986年等一组文章。

[54] 参见陆晔《媒介使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新闻大学》2010年第3期；喻国明、何其聪、吴文汐：《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以媒介接触与使用的研究为例》，《新闻大学》2017年第1期。

[55] 肖荣春、白金龙：《移动的自留地：知识青年、新媒介赋权、场景生产与媒介素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2期。

[56] 李林艳：《社会空间的另一种想象——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野》，《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57] 孙玮：《从新媒介通达新传播：基于技术哲学的传播研究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58] 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

[59] 徐培汀、谭启泰编著：《新闻心理学漫谈》，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60] 陈一百：《实验方法在教育心理学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

[61] 刘晓红：《试论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等一组文章。

[62] 潘忠党、魏然：《大众传媒的内容丰富之后——传媒与价值观念之关系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1期。

[63] 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64] 喻国明、李彪、李莹：《意识阈限下信息刺激的传播效果研究——基于ERP的实验研究》，《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期。

[65] 参见《亚洲民族考古丛刊》第一辑至第六辑，出版时间从1916年跨越至 1987年。

[66] 郑宏：《一本传播“儿童学”的译本》，《人民教育》1951年第6期；蒋学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我国的传播》，《学术月刊》1959年第10期。

[67] 陆定一：《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文物》1960年第7期。

[68] 吴文虎：《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69] 朱增朴：《传播与现代化》，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70] 参见孙五三《亚洲媒介和妇女》，《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一组文章。

[71] 陶东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流行歌曲的传播语境与接受效应》，《现代传播》2019年第3期。

[72] 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3] 涂纪亮：《法兰克福哲学——社会学学派基本思想的历史发展》，《哲学译丛》1978年第5—6期等一组文章。

[74] 姜克安：《传播学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75] 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14期。

[76] 胡翼青：《论传播研究范式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兼论中国传播学30年的得失》，《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77] 支庭荣：《传播逻辑中的人类自省——马克思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贡献与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

[78] 刘晓红：《重新理解哈贝马斯对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论述》，《现代传播》2002年第5期。

[79] 单波、侯雨：《思想的阴影：西方传播学古希腊渊源的批评性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2期。

[80] 连水兴：《被遮蔽的存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性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3期。

[81]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2] 吕新雨：《学术、传媒与公共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83] 杨国斌：《悲情与戏虐：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9期。

[84]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的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85] 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86] 陈崇山主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

[87] 祝建华：《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88] 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89] 张国良、李本乾、李明伟：《中国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分析》，《新闻记者》2001年第6期。

[90] Jonathan J.H.Zhu & Zhou He，2002，“Perceived Characteristics，Perceived Needs，and Perceived Popularity Adoption and Use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29 No.4，August.

[91] 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2] 陈嬿如：《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3] 参见彭兰《“新媒体”概念界定的三条线索》，《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3期；彭兰：《万物皆媒——新一轮技术驱动的泛媒化趋势》，《编辑之友》2016年第3期。

[94] 李沁：《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8—84页。

[95] 王怡红：《西方人际传播定义辨析》，《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96] 参见芮必峰《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试论米德和库利对传播研究的贡献》，《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人类理解与人际传播——从“情境定义”看托马斯的传播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2期；王怡红：《关系传播理论的逻辑解释——兼论人际交流研究的主要对象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

[97] 彭兰：《网络中的人际传播》，《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3期。

[98] 能向群：《SNS：网络人际传播的现实化回归》，《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99] 詹恂、严星：《微信使用对人际传播的影响研究》，《现代传播》2013年第12期。

[100] 陈浩、赖凯声、董颖红、付萌、乐国安：《社交网络（SNS）中的自我呈现及其影响因素》，《心理学探新》2013年第6期。

[101] 黄含韵：《中国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与沉迷现状：亲和动机、印象管理与社会》，《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0期。

[102] 赵曙光：《社交媒体的使用效果：社会资本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7期。

[103]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104] 芮必峰：《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试论米德和库利对传播研究的贡献》，《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2期。

[105] 参见杨立川《年节——中华民族的传播盛宴》，《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106] 彭兰：《网络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85页。

[107] 隋岩：《论群体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新闻大学》2012年第5期。

[108] 潘玉鹏：《建立中国特色的组织传播学》，《新闻大学》1994年第2期。

[109] 彭凤仪：《论组织与组织传播》，《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110] 黄孝俊：《组织传播的研究模式及思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111] 程曼丽：《政府传播机理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12] 谢静：《经由传播而组织——一种动态的组织传播观》，《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

[113] 宋全成：《论自媒体的特征、挑战及其综合管制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114]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115] Potter，W.James，Cooper，Roger & Dupagne，Michel，1993，“The Three Paradigms of Mass Media Research in 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Journals”，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3，No.4，pp.317-335.

[116] 何道宽：《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17] 黄旦：《由功能主义转向建构主义》，《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118] 刘海龙：《中国传播研究中的两种功能主义》，《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

[119] 参见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孙玮：《从新媒介通达新传播：基于技术哲学的传播研究思考》，《暨南学报》2016年第1期。

[120] 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阈及其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3页。

[121]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122] 胡翼青：《建构与消解：“批判学派”概念的变迁》，《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8期。

[123] 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124] 胡翼青：《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正名：兼论传播思想史的新视角》，《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

[125] 王怡红：《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126] 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中国大陆传播“本土化”路径之批判》，转引自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127] 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128] 陈韬文：《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中国传媒报告》2002年第2期。

[129] 刘海龙：《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

[130] 余也鲁：《传学新词》，《世界新闻事业》1980年第3期。

[131] 黄旦：《传播的想象：兼评中国内地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径》，载冯应谦、黄懿慧编：《华人传播想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32] 江小平：《公共传播学》，《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7期。

[133] 吴飞：《公共传播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意义探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34] 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

[135] 胡泳、陈秋心：《舆情本土概念与本土实践》，《传播与社会学刊》2017年（总）第40期。

[136] 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地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新闻学研究》2001年第68期。

[137] 彭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教学与研究》1964年第1期。

[138] 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新闻战线》1958年第2期。

[139] 蒋学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我国的传播》，《学术月刊》1959年第10期。

[140] 黎澍：《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141] 白汝瑗：《讲究宣传效果，改进宣传方法》，《新闻战线》1959年第16期。

[142] 孙雪天：《提高报纸的宣传质量》，《新闻战线》1959年第6期。

[143] 田流：《从农村实际看农村宣传》，《新闻战线》1959年第14期。

[144] 方晓红：《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145] 赵月枝、林安芹：《乡村、文化与传播：一种研究范式的转移（上）》，《教育传媒研究》2017年第4期。

[146] 沙垚：《乡村文化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

[147] 赵月枝、林安芹：《乡村、文化与传播：一种研究范式的转移（上）》，《教育传媒研究》2017年第4期。

[148] 丁未：《流动的家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页。

[149] 曹晋：《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终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2期。

[150] 陶建杰：《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结构分析》，《现代传播》2016年第10期。

[151] 郑素侠：《参与式传播在农村留守儿童素养教育中的应用——基于河南省原阳县留守流动儿童学校的案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4期。

[152] 李艳红、刘晓旋：《诠释幸福：留守儿童的电视观看——以广东揭阳桂东乡留守儿童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1期。

[153] 荆学民、苏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154] 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155] 刘涛：《身体抗争：表演式抗争的剧场政治与身体叙事》，《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

[156] 龙强、李艳红：《从宣传到霸权：社交媒体时代“新党媒”的传播模式》，《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2期。

[157] 刘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的修辞学观念与路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2期。

[158] 姜飞：《新阶段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性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159] 蔡雯：《“专家型”记者和“融合型”编辑——浅谈美国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今传媒》2005年第10期。

[160] 林如鹏、汤景泰：《政治逻辑、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论习近平的媒体融合发展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1期。

[161] 朱鸿军：《走出结构性困境：媒体融合深层次路径探寻的一种思路》，《新闻记者》2019年第3期。

[162] Haiyan Wang，Colin Sparks.2018，“Chinese Newspaper Groups in the Digital Era：The Resurgence of the Party Pres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69，No.1，pp.94-119.

[163] 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64] 郭建斌、陈静静：《电影大篷车：电影与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社会变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165] 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

[166] 孙信茹、杨星星：《媒介在场·媒介逻辑·媒介意义——民族传播研究的取向和进路》，《当代传播》2012年第5期。

[167] 郭建斌：《民族国家内部的“跨文化研究”：困境？出路？》，《新闻界》2018年第8期。

[168] 方汉奇：《历代封建王朝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迫害》，《新闻业务》1957年第4期。

[169] 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09—212页。

[170] 黄星民：《华夏传播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171] 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

[172] 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3] 邵培仁、姚锦云：《传播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浙江学刊》2003年第1期。

[174] 谢清果：《华夏传播引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75] 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76] 李红：《老子与媒介批判》，《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4期。

[177] 姚锦云、邵培仁：《华夏传播理论建构试探：从“传播的传递观”到“传播的接受观”》，《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178] 林之达：《传播心理学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179] 谢清果、陈昱成：《“风草论”：构建中国本土化传播理论的尝试》，《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

[180] 邵培仁、姚锦云：《寻根主义：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81] 陈世敏：《华夏传播学方法论初探》，《新闻学研究》1993年第71期。

第四节 理论创新：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

第四节理论创新：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