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纵深整合阶段（1998—2019）
《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第三节 纵深整合阶段（1998—2019）,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自1997年传播学与新闻学一起并列进入教育部一级学科列表之后，中国传播学发展再次加速。无论新闻传播学教育机构开设的数量、西方著作译介数量（部分参见表2）、本土著述发表数量[21]都在急速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播学对于西方理论的译介、吸收、应用、反思和创造都进入了纵深整合的阶段。
一 传播思想史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传播学界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兴起。一大批欧美学者撰写的传播学史和理论发展史著作被译介进来，其中比较受到学界关注的译作有斯蒂文·小约翰的《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1999年），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约翰·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后被译为《对空言说》）等，这些译作为中国传播学界勾画了一个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思想的发展脉络，为中国学界形成对传播理论更深入的共同理解打下了基础。
除了翻译西方学者著述，中国传播学界也开始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思想史进行系统的爬梳。粗略统计，这个阶段有超过30本中国学者撰写或者编著的关于西方传播学科发展史、传播理论和思想发展历程的专著或者论文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位年轻一代的学者——南京大学的胡翼青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海龙。胡翼青通过《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22]《再度发言：论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23]《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24]三部著作，对美国传播学的学科与传播思想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刘海龙在系统引介美国传播学理论的同时，也关注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播思想和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吸收和反思的过程，其《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25]，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美国和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若干重要节点进行了反思性梳理，挑战甚至推翻了相应的学术定论和成见。这种系统化的引介和反思的视角，为中国学界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进一步理解和未来的理论反思和创新，提供了比直接的翻译引介更为扎实的基础。
二 “重新”发现批判传播学派
刘海龙在其“‘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一文指出，在传播学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相当奇特的传播批判学派“失踪”现象。虽然传播批判学派的思想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在大陆传播学界得到关注和介绍，但学者们大都是用新闻理论的框架去解读，低估了该学派的真正价值，甚至对它们“视而不见”[26]。例如，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斯迈思的来访（比施拉姆访华早了约11年），还是早期各种简介书籍中对批判学派的简单化描写，都没有得到学界真正的关注。相反，对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希望尽可能将传播学“科学化”的中国早期传播学研究者来说，高度关注传播技术、传播现象的政治性的政治经济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需要谨慎远离的理论体系。
然而，在1998年以后的十多年中，传播学界有一个明显的“重新发现”批判学派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派的阶段。有多本本土撰写、有影响力的教材开始采用较大篇幅来介绍批判学派，例如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李彬的《传播学引论》等。批判学派的主要经典也被大量翻译过来，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主要著作，都被成体系地翻译进来。一些境外华人学者，比如加拿大西蒙菲莎（Simon Frazer University）的赵月枝，美国杜克大学的刘康，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以及中国大陆境内的郭镇之、卜卫、吕新雨等人，也在通过不同的研究路径来开展批判传播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深度运用批判学派理论来对中国传播现象和实践进行分析的作品涌现出来。例如，邱林川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被认为是“互联网这种现代信息技术，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形成联系起来考察的第一部中文著作”[27]，赵月枝的《传播与社会》将当下时代的世界传播实践以及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传播放入政治经济学视野下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从传播现象和实践背后的权力逻辑，并以此反思当下传播研究各种问题。卜卫等传播学者则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将批判学派的社会介入传统和发展问题联结起来，以“传播行动研究”的方式来回应学界对“发展传播学”的批判与反思。[28]在这些研究中，批判学派的理论不再是一种纯粹西方“外来”学术理论，而是一套多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它既可以启发以新的研究视野来讨论中国和世界的传播实践，同时，它自身也是需要通过自我反身性来不断进行反思和发展的理论话语体系。
三 重新审视本土化问题
进入21世纪，对于传播“本土化”的努力在进一步持续。著述层面，有郑学檬编著的《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29]，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三卷本《中国传播思想史》[30]，谢清果等的《风草论：建构中国本土化传播理论的尝试》[31]和《华夏传播学引论》[32]等。相较于上一个阶段的《从零开始》以及《华夏传播论》，这些著作的理论系统性有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传播学界对于“本土化”的学术反思仍在继续，并且对推动“本土化”理论构建进程的“16字方针”的反思也在深化。例如，单波对“16字方针”所包含的四个方面以及其中隐含的“本土化”倾向提出了四点质疑：“当研究还没有深入展开，思想就被意识形态所限定，谈何系统了解？当我们把西方社会文化的现实背景、问题与传播学理论割裂开来，谈何分析研究？当我们在各种主义之间左右摇摆，迷失价值判断，失去对中国现实文化需求的分析，谈何批判吸收？当我们还没有客观观察中国现实的传播现象与问题，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加以辨析，谈何自主创造？”[33]在此基础上，单波从“学术研究即社会介入”的思路出发，认为“全球化（本地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并非中国传播学科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从本质上讲，我们遭遇此种困境，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传播研究的根本意义不是对人类传播现象的反映和概括，而是对人类传播实践的设计和开拓”。虽然单波断言“本土化”理论没有考虑到“对人类传播实践的设计和开拓”未必正确，但是这四点质疑以及关于“对人类传播实践的设计和开拓”的强调，的确是“本土化”理论必须要面对并致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 传播理论视野的新锐扩展（2016—2019）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的传播状况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一方面，中国互联网和数字媒介技术发展从跟随者变成了全球引领者之一，数字媒介深度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运行状况，而技术领先地位也带来了国内传播状况的微妙变化；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切实开展，中国各类传播实体、新闻传播学界以及一些普通人群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发生了更加紧密的关联。与此同时，我国的传播研究也在迅速扩展，无论是传统领域的研究，还是新锐领域的研究，在这个阶段都获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些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包括政府主导下的媒体融合研究、大数据研究、人工智能研究、网络舆情与舆论学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批判学派视野的“劳动”研究以及乡村传播，媒介学的兴起，以及媒介主体性、物质性、具身性、后人文主义研究等众多新锐扩展研究领域。这些领域既承接了经典传播理论、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的主要理论关切，又根据现有的复杂社会传播状况发展出了新的关注点和理论发展空间；既受欧美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也能根据我国具体的情况进行理论方法适用的反思与创新。虽然由于发展时间过短，暂时还难以对这些领域进行全面的概括和总结，但是这些新锐研究和国际学界的研究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同步。更重要的是，在传播学早期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重要作用的跨学科多元理论和方法融汇和碰撞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也非常明显，传播学者试图通过对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反思以进行理论创新的努力也非常明显。这种趋势预示着，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积累之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复杂传播状况，正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构建面临着一个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