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讨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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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下中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在社交媒体、互联网应用、媒介融合、移动通信及互联网技术等诸多媒介技术推动的传播领域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领先地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和传播政治政策环境、文化情境、受众与用户媒介实践模式和沟通模式，也和“西方”各个社会文化运作状况不同。这种状况会同中国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深刻、全面、巨大的变化，使得具有发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成为一种时代的迫切需求。

然而，正如本章所揭示的，无论是中国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理论发展，都存在明显的问题。美国早期的传播研究具有相对广阔的视野，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体系和视野，和欧洲激进的批判学派以及传播学的经验学派都有重要的区别。这种广阔的视野和跨学科互动给传播学早期研究带来了蓬勃的生命力和理论创造力。自从施拉姆采用划分特定边界的方式确立了传播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边界之后，美国实证量化的传播经验研究成为主流。虽然传播学理论还在持续借用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并且呈现出传播理论持续而迅速地细化以应对相对具体化、应用化的传播研究，但是传播学理论也越来越陷入琐碎化、内卷化的发展趋向。李金铨不无忧虑地指出，“施拉姆时代力求和别的学科接枝，后来从新闻传播建制内产生的文献却力求‘独立自主’”，传播学研究“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文献愈来愈少，引用传播领域的文献愈来愈多”，传播学者“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墙围，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34]。

出于多种原因，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发展“本土”（indigenous）理论的较强愿望，并且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进行了几次集中的尝试，产生了几部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更多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历史进行本土理论的构建尝试，而相对忽略了当下中国社会变革中存在的巨大而丰富的现实资源以及对中国当下社会状况进行总结的各种理论储备。而另一方面的本地化（localization），则主要在借用西方传播方法来分析中国当下社会，并且进行一定的理论反思和理论创新总结，反而在催生另外一种具有本土印记的传播理论生产。这种理论生产更加注重与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的连接，而不是对西方理论的单纯借用或者对话。然而早期的这两种本土化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过度”和“过早”的嫌疑，在尚未清晰把握西方传播学学科史和理论、方法发展历程，也对中国当下的传播状况尚未有足够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开始从两个方向致力于本土理论的体系化创新和发展。并且，在这种创新过程中，和社会理论、文化理论、中西哲学的借鉴和反思也不够。总体来看，这些理论创新既没有完成构建与西方不同的“中国传播学”的本土理论，也并没有实现将传播研究对象“中国化”的“本地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传播学开始了高速发展、纵深整合的阶段。在梳理中西传播思想史的同时，对于西方传播理论的深入引介、对话、反思也在深度进行，并逐渐在多个重要理论层面与全球最新进展对接。最近几年，在传播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转向、传播的身体与主体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劳动视角、互联网与数字平台的社会连接、计算传播学与人工智能研究方面，中国的传播学和西方传播学开始有一些同步进展的迹象。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当下部分较新的传播学研究逐渐增大了其他部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与合作，例如，计算机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合作正在增加，呈现出与传播学早期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重要作用的跨学科多元理论和方法融汇和碰撞的趋势。虽然这些跨学科合作还有巨大的扩展空间，而新闻传播学的中国理论创新其实也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发展状况和理论创新状况紧密关联，但之前较长时段的探索积累和当下的快速学科发展还是为传播理论的中国化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在这种基础上，如果能够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的理论积累进行综合思考，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独特的新闻传播实践以及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全球传播实践，那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传播学科体系和理论话语体系可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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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服务性的传播理论网站Communication Theory（communication theory.org），截至2019年5月5日，一共列出了310种不同的传播理论。

[2] Pooley，J.& Park，D.，“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Peter Simonson，Janice Peck，Robert T．Craig，and John P.Jackson Jr．（eds.），The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History，New York and Landon：Routledge，2013，pp.76-90.

[3] 王金礼：《传播的理论与理论的传播：传播学史研究及其知识社会学方法》，《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4] 刘海龙：《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

[5] 向芬：《中国大陆传播学著作出版现状简介（1983—2008）》，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本章对部分数据进行了调整。

[6] 徐耀魁、黄林：《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4期。

[7] 王怡红：《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8] 余也鲁：《传播学及“中国传”在中国的破冰之旅（1982—2002）》，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9—619页。

[9] 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见“编年史·83年部分”第41—45页。

[10] 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11] 余也鲁、郑学檬主编：《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 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 孙旭培：《〈华夏传播论〉招标启事》，《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1期。

[14] 陈崇山：《中国大陆传媒受众调研的发展历程》，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291页。

[15] 刘海龙：《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

[16] 张丹：《三十而立：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发展历程与时代特征》，载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3—468页。

[17] 陈崇山：《受众本位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

[18] 陈崇山：《广播电视亚运宣传对受众态度影响的分析报告》，《中国社会心理的轨迹——亚运宣传效果调查报告》，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148—184页。柯惠新、黄京华、陈崇山、金文雄：《广播电视传播效果的模型研究》，《中国社会心理的轨迹——亚运宣传效果调查报告》，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267页。

[19] 陈崇山2008年访谈录。

[20] 刘海龙：《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

[21] 张国良、张巧雨：《中国传播学研究近况实证分析——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2008—2013）》，《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张国良、胡薇：《传播学在中国30年：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载冯应谦、黄懿慧编：《华人传播想象》，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12年版。

[22] 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3] 胡翼青：《再度发言：论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

[24] 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

[25] 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6] 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27] 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见该书封底清华大学沈原教授评语。

[28] 卜卫：《“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探讨行动传播研究的概念、方法论与研究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2期。

[29] 郑学檬编著：《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30] 金冠军、戴元光主编：《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近代卷·现当代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1] 谢清果：《风草论：建构中国本土化传播理论的尝试》，《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

[32] 谢清果：《华夏传播学引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3] 单波：《如何表现中国传播研究的智慧？》，《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34] 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书城》2014年第2期。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第四节讨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