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新闻传播学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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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是现代学科建制下学科合法性的基本要求。首先，从学科发展来看，新闻传播学对学科合法性的追求，一方面相对于文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老牌学科，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显得非常年轻，新闻学自20世纪初诞生至今不过百年时间，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引入中国也就40年出头的光景，过短的历史使得新闻传播学科缺乏老牌学科传统悠久、家底厚实的自信；另一方面在现代学科建制强调规范化的标准影响下，规范化不足而带来的知识生产专业门槛低和科学性不强，同样是影响新闻传播学学科不自信和其他学科诟病新闻传播学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其次，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层面，学科建制化有赖于行政组织的授权，在我国突出表现为是否被纳入国家设置的学科门类、不同的学科层级（如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以及是否具有本科、硕士或博士招生资格等等，这些都彰显了我国的学科建制身处“学术共同体与科层制组织二维空间”。[1]最后，从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20世纪80年代，整个时代呈现出启蒙和思想进步的特征，因此整个学术界出现了崇尚思想家、哲学家和人文学者的热潮。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伴随而生的社会科学的方式，导致学术界对科学、实证和规范的追求，[2]这集中体现在以邓正来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学术规范化和学术自主化运动。

研究的规范化，是指研究的程序和过程是否符合学术共同体所达成的一系列准则与原则。[3]在中国学术的发展中，学科的规范化经历了不同层面的变化，这包括技术层面（例如学术剽窃的界定、引文规范等），还有制度层面（例如引入学术期刊的匿名评审），以及价值层面（如对于本学科核心议题、概念和方法以及学术追求的共识）。规范性既是保障学科合法性的基础，正如阎学通指出的“从深度国际评论走向学术研究是一个学术规范化的进程”[4]，新闻传播学领域同样充斥着大量的随笔、感想和新闻评论，这导致学科内的大量争议成为学术研究和非学术观点之间的对撞。另一方面，规范化的研究也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学术进步有赖于知识的对话、碰撞和累积发展，缺乏规范性导致很多研究自说自话，无法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5]

在衡量诸多学科规范化的标准中，学术研究方法是否规范化，这是影响到新闻传播学整个学科知识是否规范化的底层知识生产机制。规范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保障的。一门学科是否具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是判断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6]方法不仅是确保研究的规范化、科学化的基础保障，也是推动知识发展的重要手段。需要承认的是，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尚未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更谈不上相对一致的学术认同和共识。这个领域因为缺乏学术共同体建立起的完善的学术制度，导致各种外部的力量不需要“转译过程”，直接长驱直入，[7]在各种学术失范中，“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8]

第七章 新闻传播学方法研究

第七章新闻传播学方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