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共识、争议与核心议题

《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第二节共识、争议与核心议题,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一方法的背景：学科规范化与研究方法

从历史性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实证性一直不太高，大量的文章没有方法的支持，停留在思辨的层面。尽管有人试图将思辨研究纳入批判研究的路径中，但是早有学者指出，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没有批判学派的思辨能力和理论色彩（因不具备这样的理论功底），又不谙美国学派的实用调查技能和方法，实际上是用美国的理论做定性研究”。[55]这种批判之后的十多年，类似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2007年基于学术期刊论文的文本统计发现，很多论文“既不是纯粹的实证研究，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批判研究，更多是各人体会和感想之类的论文”。[56]不仅如此，尽管上文相关的引文中提到质化研究的数量和比例都在攀升，但实际上很多质化研究“没有系统的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与随感而发有几分类似”[57]。

方法规范化的缺失严重阻碍了学术知识的积累、对话和发展。这种对话的障碍是多个层面的，第一是学科内部的无法对话，各说各话是无法建设学科的，只有在同一概念下，同一文献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和讨论，才能推动学术交流和讨论[58]。第二是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有研究认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认知缺乏使对话与交流的平台难以搭建”。[59]最后，这种规范性的缺乏也导致了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困难，“大陆新闻传播研究属封闭型，写作的格式和内容均与西方学术传统要求相去甚远”。

鉴于这种现状和影响，实际上学术共同体一直在努力地借用方法来营造整个学科知识的规范性。20世纪80年代用问卷调查来进行受众分析的努力体现出学术同仁对方法的追求；90年代新闻传播学上升为一级学科后，为了证明其科学性合法性，方法无疑是一种最为重要的知识建构；2000年后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和研究对象的丰富性，以及出于对学科自主性的担忧，[60]方法成为规范整个学科发展，取得学科合法性地位，以及学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手段和方式。

然而，这种通过方法进行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努力遭遇着很多困境。首先，这种困境来自学者对自身、学术和社会关系的认知。有研究者指出“传播学者许多人论多证少，有人甚至只论不证，新闻传播研究者凭直感和空话铺成一篇篇‘应该’（should）如何的论文，独独说不出‘是’（is）什么”[61]这分别对应着研究中的“应然”和“实然”，前者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规范意识，往往是学者们所熟悉的臧否现实提出对策的研究思路；后者反映了一种基于现实的实证主义精神，对事件/现象本身进行客观系统的描述分析。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者往往将自己置身于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导致了更习惯从“应然”的角度思考，缺乏方法支撑的“实然”研究，往往让这种“应然”变成了观点先行、价值先行的空洞说白。其次，这和传统中国的思维训练以及知识认知有关，整个传统的文化脉络是以思辨、整体性和感悟为主，“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比较轻视经验考证和逻辑推理，也没有产生出用以把握对象世界的严谨的概念系统和逻辑规则，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对世界本体的理解，还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始终带有挥之不去的神秘性和模糊”。最后，制度性的束缚，这包括政府导向、社科基金、期刊发表和个人晋升等等原因，都对知识生产产生了重要的形塑影响。

二方法的核心：认知传统、认识论和方法论

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20世纪共有两次影响较大的“西学东渐”。一次是20世纪初“民主”和“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另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如果仔细比较，我们会发现，虽然两次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西学东渐”都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形成了挑战，但两者造成的后果和后续发展并不相同。第一次有关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在认识体系上更加宏观、整体，它引领了后续国人办报、新闻出版、救亡图存的热潮；而在第二次传播学的引入过程中，西方有关理论框架的阐释裹挟着方法论的一套体系对当时处于低潮期的新闻学研究提出了巨大挑战。它更加集中、具象，并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制和寻求本土化路径的重要原因。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与近现代欧美社会所建立的“现代科学体系”具有全然不同的侧重点和聚焦点，这也成为后来我国诸多新闻传播学者挣扎在“学术失范”泥潭中迷茫不解的主要原因。目前学界有关方法和方法论的核心议题之争，归根结底是一种认识论之争，即对于什么是知识（knowledge），应该如何去理解并应用知识存在不同的阐释。简言之，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关注总体趋势和宏观把控而不拘小节；现代的西方在文化发展的逻辑上却截然相反，它讲求逻辑、细节和严密的推理。西方学界在认识论、方法论和方法的设定上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如澳大利亚学者卡特和里图（Cartery and Little）所言，认识论决定方法论的选择，同时认识论又通过具体研究方法得以展现。换句话说，对“知识是什么”的理解将会决定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展开研究。[62]

传播学虽然不是自然科学，但由于其最初的发展源自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遵循自然学科逻辑的学科，因此在传入中国时带有鲜明的方法认知论。在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认识世界大致可以包含四个角度：实证的（positivist）、诠释的（interpretative）、建构的（constructionist）以及批判的（critical）。[63]其中，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影响。而在中国的语境下，学者认识世界的视角直到近代也并没有得到细致的划分，相反，对于事物的阐释依旧沿着传统文化中发散、多元的思维模式展开。孙旭培在概括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式时说，“中国学术研究和传播总是以道和德为出发点和归宿，即‘文以载道’，侧重整体把握和宏观着眼，‘坐而论道’，很少做微观细致的分析研究”[64]。同样，郭可等学者在比较中美新闻传播学术传统时表示，宏观思辨的学术思维方式使得研究规范难以确立，以此导致我们的学术研究质量无法得到提升。[65]

内嵌在这一“学术方法不适”情境中最主要的担忧包括两个层面，即“技术性”和“创新性”的问题。前者指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何被正确、有效的吸收和接纳，即“能否学会”的问题。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曾经历过严厉的批评和低潮期，特别是在1989年到1991年，当传播学被指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工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学习遭到批判，更无法谈及掌握。[66]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环境得到改善，新闻传播学者和人才日益增长，如何培养一批真正懂方法、会方法的学术人才成为一个显著问题。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些学者努力著书立说传播研究方法，但国内新闻传播学的方法体系建立仍处于起步阶段。第二个是“创新性”的问题，其实也是学术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问题。这一问题所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应用传播学这些“舶来”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黄旦和韩国飚对1981—1996年的新闻传播研究刊物的发表进行了梳理，认为我国学者的研究“难成气候”，主要原因在于机械套用国外理论；而定量研究影响力也不够，是因为“不谙美国学派的实用调查技能和方法”。[67]而随着近些年高校研究机构大量引进“海归”或有留学背景的新闻传播人才，中西方有关认识论和方法论差异趋势正变得越来越大，有关研究方法的矛盾关系也进一步凸显。

三方法的呈现：质化VS量化

方法意味着特定的规则和惯例，是学术共同体默认的一套标准。尽管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关于质化和量化的讨论不断，但是新闻传播学领域还未对此有较为规模化的关注。也许正如某研究认为的，一方面，对方法的评述需要建立在对其充分理解并有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这样我们才具备了评述它的资格”；另一方面，国内的学术研究仍然以思辨为主，质化和量化的“差异还没有给国内学者造成足够的困惑”。换言之，关于质化和量化的讨论是在研究方法普及后的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索。

在目前既有的研究中，大部分文献都倾向于将质化量化的方法进行区别比较，凸显两者的差异性，例如有研究从研究问题、程序、策略、工具等方面区分两者的不同，有的从认识论、本体论、具体方法、特征、研究过程以及对彼此的批判来阐述量化和质化方法的区别。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这种将质化量化截然对立的思路，强调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呼吁在研究中将质化和量化进行整合运用。

在新闻传播学有限的讨论中，有研究从认识论的层面，认为定量和定性都是源于经验主义，认为知识只能来自人的感官经验，故而特别强调经验证据。两者的分歧则在于客观经验主义和主观经验主义，但是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共性让他们都遵循观察、归纳、演绎、测试和评估。尽管如此，对于质化和量化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认识误解，特别是很容易将两者放在“质量对立”的二元框架中。对此，孙五三和刘晓红对七个常见的关于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认知误区进行了系统性的深入探讨，认为两者并非与某种特定的“科学哲学、推理逻辑、抽样及测量技术，以及某种价值观有固定的联系”。对此，她们提出具体方法的选择应该以研究问题为导向，选择最适合的与之匹配的方法。

在具体实践层面，我们必须承认的，因为学术的专业化分工和研究者的兴趣偏好，导致很多研究者很难理解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论文，这极大妨碍了学术的有效对话与互动。一名量化研究者提到“我也很想看质化研究的论文，但是看不懂，是真的看不懂”。（2015年访谈）；但习惯于质化研究的学者则说，“我的研究基本都是访谈、田野和话语分析，看不懂那些量化的研究，看见数字都头晕”（2017年访谈）。如果说以上因为个体未涉及质化或量化的学术训练，导致彼此之间沟通障碍，那么那些兼具质化和量化能力的学者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量化的方法因为有比较统一的标准，因此大家很容易能判断出研究的品质；但是质化方法因为很难用一个标准化的尺度去衡量，因此意见分歧会很大。

四方法的质疑：方法VS问题，本土关怀VS国际视野

有关研究方法的争议问题随着新闻传播学不同的历史阶段而不同。20世纪50—80年代，我国的新闻研究基本处于“有无方法”的论争中。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无论是对内的本土研究还是对外的引进传播都遭遇很大瓶颈，停滞不前。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是“方法的规范性”争论，这一时期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大范围传入中国，围绕这一变动探析的主要是方法层面的评价标准问题，如数据收集、分析、写作格式、操作规范等。陈昆玉和江宇对我国1990—2001年间《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的80篇实证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实证研究存在统计分析不够深入、格式不规范、理论框架不明等问题。[68]从21世纪初起开始，方法的引入和应用不再像之前那么流行，学者更加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引入之后怎么办”，即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在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一套系统研究方法后，如何“为我所用”，并实现本土化的成长。换言之，方法的引入代表了学术规范化和学科化的过程，也被认为是“我国学界与世界学术共同体接轨的一种积极表现”，但是接轨之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并非为了方法而方法，而是将方法作为一种手段和途径，进而实现更大的学术追求和贡献。

伴随这一历史阶段同时出现的是新闻传播领域又一个范式转移的可能。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关系急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新闻传播领域研究议题的“百花齐放”，研究方法也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的出现日益挑战着传统“质化”“量化”的认知脉络。俱鹤飞对1981—2017年的知网数据中5731篇传播学研究文献进行历时分析发现，自2005年我国传播学议题呈现强烈的分散化和更新迭代。[69]在这种情况下，方法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学术发表的“敲门砖”，“科学方法”和在此基础上的技术方法创新已成为当下新闻传播领域学术发表的基础共识。

研究方法的“脱嵌”也引发了部分学者的担忧。目前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对方法的盲目引进的质疑，并没有意识到包括方法、理论和研究问题等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学术发展。陈力丹认为，新闻传播学界对科学方法的“兴趣盎然”是一个好现象，但也要提防“单纯使用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人文—历史—哲学的理性思维”。[70]因此，这类质疑可以更多地视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学术规范性的问题。因为，学术作为一个体系性的知识，嵌套在更大的研究脉络、理论发展，以及具体的研究问题和不同研究的风格套路中，单纯地引入一些方法——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对于某种统计技术或者分析方法的引入——导致了形式上的规范性，而非实质上的学术性。这种情况又表现为两种比较的方式：

一种是非常简单的数据统计，例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量化研究”实际上仅仅是使用小规模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然后经过简单的比例运算，在资料呈现上采用了图表的形式，基本上没有对变量关系的考证，而所得出的结论是差不多不需要借助调查即可以知道的“常识”。

还有一种类型是对于前沿的、高级方法的引入，有对象提出的，“在一大堆眼花缭乱的数据分析后，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要说明什么东西？”这两种情形代表了两个极端，但是相同的评述都是，往往没有新的知识贡献，这也体现了学术论文的评价标准中，并非唯方法论。

第二是层面的关注，即更多地上升到学术自主性和知识独立性层面去讨方法，这超越对于方法或者知识本身的探讨，更多地与国家、民族、本土化、全球化等概念结合在一起。

在这类讨论和争议中，核心的主题是“学术何为”的争议，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学术追求。在西方社会科学传统中，学术是为了知识贡献，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对抽象层面理论的追求，知识贡献和理论贡献是判断学术知识的主要标准。在中国知识传统中，“西为中用，古为今用”以及“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等都体现了非常强烈的实用主义思路。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和贡献成为本土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在这种区别下，量化研究已经被质疑鸡毛蒜皮，过于琐碎。

方法也往往和本土性的讨论混杂在一起。正如刘海龙所言，“本土化问题之所以难解，在于它将理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普世主义与西方霸权等多组复杂的问题都搅拌在了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71]因此，我们在讨论之前必须理解什么是本土性？如何产生？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否则就会陷入对一个本身含混不清的概念无意义的争执。首先，本土化的概念目前就存在很多争议，整个社会科学本身就是源自西方的知识体系，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整个知识发展都是全球学者共同推动的结果，我们很难找出一个完全的、纯粹的本土化的知识。其次，本土化是随着中国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发现的，两者相互依存，我们无法脱离开全球化而谈论本土化。第三，关于方法和本土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需要区别用学术资源理解本土资源和将问题、理论和方法全部本土化。如果是前者，则应该欢迎各种理论和方法；如果是后者，也许并非有能力有兴趣卫道。

最后，还有一种流行的话语认为中国的问题过于复杂，量化研究过于简化，脱离现实。这类看法对量化研究的思路不甚了解。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者无法面面俱到，涵盖所有影响因素。各个学科都是从各自的路径和视角切入，贡献多元化的理解，试图在多元对话中丰富对社会复杂性的理解。理论也是在这种思路下对于现实的简约化思考，这种简约化的核心在于甄别关键的变量，“让研究者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把握并提取感兴趣的关系”[72]。

第二节 共识、争议与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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