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总结、讨论与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应然图景
《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第三节 总结、讨论与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应然图景,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如果仅从学术性的视角探讨研究方法的发展演变，可能只需要解释清楚两个概念：认识论（epistemology）与方法论（methodology）。认识论解决的是“知识是什么”的问题；而方法论解决的是“研究方法是什么”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使当下该学科的研究方法发展远超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探究范围。在对中国近百年的新闻传播学发展进行梳理后，我们发现，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产生与变化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脉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代主题、政治背景、意识形态、学术制度等，一度成为影响甚至左右研究方法的重要因素。因此，历史的和情景式的探究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方法的变迁十分必要。研究方法变迁成为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发展的时代缩影，诠释展现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在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本土化中的彷徨、困境和不懈努力。
在70年学科发展历程中，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发展呈现出规范与多变、分化与融合、本土与国际的诸多冲突、矛盾和困惑。首先，来自东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差异，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很长时间难以融入国际社会科学体系对话的重要原因，同时，这也是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扎根并展现解释性的重要原因。[73]虽然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中尝试开拓一片传播学的独立性领地，但是，中国的“仁”“道”古语和思辨性阐释很难做到现代社会科学所标榜的可证伪和可操作。其次，正如上文论证，来自质化和量化、研究方法的规范性问题也一度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在70年间走过的道路亦是追求学科独立性、自主性的过程。而当下的学科建制遇到的主要问题除了规范性、精准性、独立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理论的本土发展。祝建华在谈论受众研究的经历时，提到了他在大陆、美国和中国香港使用研究方法的不同阶段，并认为，“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最为重要，同时也最为困难。[74]这其中包括的问题有：如何有效地对接中国国情和西方理论？如何在此基础上做出有益且具有开创性的发展？理论的本土化还可以从哪里来？当下，对于本土化研究的提倡和不懈努力，是诸多中国学者共同的愿望，但是这样一个愿景却因为交织在高压的论文产出要求、“学术民族主义”、反对学术霸权等因素下而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结果。
其实，对研究方法的探讨，折射出两个尚未被充分关注的话题。
第一，方法的片面引入，学术理论不足。正如祝建华提出的“精确化只是科学化的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科学化的必要条件是理论化”。西方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性知识，即使方法也包括方法论、方法和技术，在实际研究中更是与相关研究路径、理论选择、研究问题等密切相关。这从我们对于相关方法的选择性引入，就得以窥见。90年代研究方法相比较80年代有很大发展，但是目前看来总体上缺乏理论的牵引，这不仅导致使用最为广泛的问卷调查有相当一部分停留在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的层面，还有对实验法这种最普通分析变量因果关系的方法的不被重视。正如有研究提出的“研究者对统计调查方法的高度热情与对实验等其他实证方法的冷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主义讨论过多，具体研究较少。早期我们对西方实证范式的引入，比较片面和局部的。正如王怡红指出的（2009），“由于整个中国传播学界对传播学的整体面貌还处于混沌和懵懂状态，对传播学跨学科起源，分支研究领域的发展，传播学研究的思想流派等，知之不多，更无法顾及理论研究和生成理论的社会历史与知识脉络之间，具有怎样整体与个别的联系等”。在21世纪开始的阶段，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是，尽管中国仍然处于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普及阶段，但学者们开始意识到方法论或者说关于不同学术流派范式和路径等更大层面的思考，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学术自觉性和主体性，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反思，了解自己的研究处于某个特定的学术路径和脉络中，并反思每个学术路径的优劣，这代表着学术自反省和深入。但是另一方面，反思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从事具体的研究，但是大量这样的反思和思辨，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闪回，却没有不断深入，大量的研究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或多阶段说，并没有意识到不同路径之间的交融互动。更重要的是，仅仅停留在对于学术脉络或路径的反思，没有具体实在的研究很难切实推进知识的贡献。
* * *
[1] 朱冰莹、董维春：《学科评价省思：场域特性、价值趋向与制度构建——兼议一流学科建设评价》，《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年第8期。
[2] 程广云：《学术突围：重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江海学刊》2010年第2期。
[3] 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 阎学通：《改革开放40年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
[5] 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6] 许家林、蔡传里：《论我国会计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与学术规范建设》，《珞珈管理评论》2007年第1期。
[7] 李红涛：《中国传播期刊知识生产的依附性：意识形态、机构利益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第23期。
[8] 孙旭培：《新闻传播学术：失范与规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6期。
[9] 张振亭：《试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10] 李公凡：《基础新闻学》，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版，第23页。
[11] 李公凡：《基础新闻学》，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版，第23—27页。
[12] 黄天鹏：《新闻学入门》，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
[13] 刘海龙：《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14] 刘海龙：《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15] 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16] 张振亭：《试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17] 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8] 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年版。
[19] 廖圣清：《我国2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新闻大学》1998年第4期。
[20]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30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
[21]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30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
[22] 朱卉、聂慧敏：《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方法历史概述》，《新闻世界》2015年第3期。
[23] 崔清活：《中英传播学教育比较研究》，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07年。
[24] 陈崇山：《中国大陆传媒受众调研的发展历程》，《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25] 徐耀魁：《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得与失》，《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26] 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27]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30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
[28] 廖圣清：《我国2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新闻大学》1998年第4期。
[29] 杨玉圣：《学术打假与学风建设》，《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30] 黄旦：《突破“记者式”研究的框式——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31] 孙旭培：《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2] 张振亭：《试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33] 刘晓红：《试论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刘晓红：《试论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3期。
[34] 黄旦、韩国飚：《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年第1期。
[35] 陈昆玉、江宇：《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进步与不足：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播学实证性研究报告的统计分析》，《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36] 李彪：《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构造——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学术期刊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期。
[37] 王锡苓、姚慧、段京肃：《对实证研究方法课程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中现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7期。
[38] 周翔、韩为政：《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教育中的现存问题与提升路径探析——以武汉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新闻传播研究方法〉为例》，《河南教育》（高教版）2016年第10期。
[39] 吴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导师现状统计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40] 李彪：《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构造——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学术期刊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期。
[41] 刘尚正：《15年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透视》，硕士论文，南昌大学，2014年。
[42] 张莹、申凡：《从〈现代传播〉（1994—2003年）管窥我国十年来的传播学研究》，《现代传播》2004年第5期。
[43] 刘方：《传播学研究方法使用概况——基于对〈国际新闻界〉2008—2010年期刊的分析》，《东南传播》2011年第7期。
[44] 沈翠婷、王海龙：《中国大陆地区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分析——对我国三种主要学术期刊的考察》，《东南传播》2010年第4期。
[45] 江宇、朱莹：《比较视野中我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46] 董天策、昌道励：《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比较——以2000—2009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和〈Jounal of Communication〉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7期。
[47] 黄旦、丁未：《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
[48] 苗伟山：《中国新闻传播学海归学者的学术实践与身份认同》，《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2期。
[49] 丰帆、周萃：《传播学研究的动力：多层面、多角度、多方法——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访谈录》，《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50] 张国良、胡薇：《传播学在中国30年：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载冯应谦、黄懿慧编著：《华人传播想象》，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12年版。
[51] 张国良、张巧雨：《中国传播学研究近况实证分析——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2008—2013）》，《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
[52] 杨喆、冯强：《微博研究回顾：主题、理论与方法——对6份cssci新闻传播类期刊相关文献的定量分析（2010—2012）》，《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53] 甘春梅、梁栩彬、李婷婷：《使用与满足视角下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研究综述：基于国外54篇实证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图书情报工作》2018年第7期。
[54] 李小华：《多维视角与深度探析：美国传播学旗舰学刊论文分析》，《中国出版》2013年第8期。
[55] 黄旦、韩国飚：《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年第1期。
[56] 江宇、朱莹：《比较视野中我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57] 张振亭：《试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58] 杨玉圣、张宝生：《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
[59] 孙旭培：《新闻传播学术：失范与规范》，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3月20日。
[60] 李红涛：《中国传播期刊知识生产的依附性：意识形态、机构利益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13年第23期；丁志远、吴飞：《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分期问题的实证分析》，《当代传播》2010年第2期。
[61] 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62] Carter，S.M.，& Little，M.，2007，Justifying knowledge，justifyingmethod，takingaction：Epistemologies，methodologies，and methodsinqualitativeresearch，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Vol.17，No.10，pp.1316-1328.
[63] Neuman，L.W.，2007，Social Research Methods，6/E.Pearson EducationIndia.
[64] 《北大新闻学茶座——孙旭培教授谈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失范与规范》，《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2期。
[65] 董天策、昌道励：《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比较——以2000—2009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和〈Jounal of Communication〉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7期。
[66]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30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
[67] 黄旦、韩国飚：《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年第1期。
[68] 陈昆玉、江宇：《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进步与不足——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播学实证性研究报告的统计分析》，《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69] 俱鹤飞：《反思与突破：我国传播学研究40年之进路——基于知识图谱的文献量化分析》，《西部学刊》2018年第10期。
[70] 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71] 刘海龙：《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
[72] 庞珣：《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方法：定义、规则与操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
[73] [美]布莱恩特主编：《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石义彬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74] 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4期。
第二编 新闻传播学分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