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2012年至今：新媒体挑战下的广播电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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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电视作为一种“新媒体”强势登场，带来了传播领域的巨大革命，并稳站第一媒体的位置几十年。电视媒体以其受众接受成本的低廉、叙事手法的生活化、视听效果的丰富和逼真等特征，极大地冲击了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介的受众份额。然而，20世纪末期以来，科技的革新和进步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以迅猛的势头发展起来的网络正日益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网络催生下的新媒体异军突起，迅速打破我国传媒领域原有的生态格局，使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新兴媒体的强势崛起伴随着社会的转型，电视从“新媒体”变为“传统媒体”，同样遭遇了受众的大幅分流与公信力下降的危机，媒介的融合成为了必然趋势。在当今时代，我们倾向于将“新媒体”理解为以“数字媒体为核心的新媒体”，它是通过数字化交互性的固定或即时移动的多媒体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23]传统广播电视新闻的学科理论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当前这个瞬息万变的领域，其学科内涵及外延亟待扩展和丰富。如何在新媒体、全媒体、融媒体等诸多传播新理念、新生态、新格局的语境中构建“新”新闻的学理体系，成了急需广播电视学界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广播电视新闻面临的挑战来自多重方面，首先在于其“即时性”的缺失。在传统的传播环境中，依赖纸质报刊和电视机的传统媒介缺乏便利性和可移动性，而网络和手机等新兴媒体在新闻的传播中体现出的强大的“共时性”，不但满足了当下观众对于新闻“时效性”的期待视角，而且为观众提供了除电视媒体官方话语外的多重立体的观察视角，有效弥补了电视新闻报道的缺失。其次，新媒体消解了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界限，双向传播时代随之到来，“人人都是记者”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每个新媒体使用者只要在移动网络的覆盖之下都可以随时随地发布新闻、传播新闻和接收新闻。与此相反，虽然电视媒体早在多年前就已开始了对双向互动模式的探索，如短信参与、观众来信、观众热线或邀请观众到现场等，但是缺乏互动的媒体“独白”依然是电视新闻的主要叙事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疏离。[24]然而新媒体使信息传播两端的主客体轻松联结，大大降低了交互成本、提高了观众的参与性，冲破了传统新闻发布与接收的固有模式，让观众的主体性得到充分释放。此外，新媒体还构建了一个自由度极高的开放式的公共话语空间，每个人通过各种个人社交媒介都可以实时进入事件的叙事时空，成为事件话题讨论的参与者甚至主导者。任何新闻事件一旦进入广大网民的视野，即有可能随时建立一个独立的开放的话语场，电视新闻媒体封闭的话语空间便失去了主动性和统治力。
20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广播电视新闻学”正式调整为“广播电视学”。本次学科和专业目录的调整，充分显示出我国当前对广播电视学科的认识已经突破了传统新闻学的框架，与广播电视业界的发展开始向更深层次契合，同时也广泛引发了学界对广播电视学科的思考。[25]作为该学科相对应的广播电视业界，其发展早已超出了纯粹新闻学的范畴，其三大节目的主体构成中，广播电视社教和娱乐节目的播出比例占60%以上。[26]传媒的发展与革新带来的是广播电视研究的演变，从传统的广播电视到如今的视听新媒体是传媒业剧变的重要表征，传统的广播电视新闻学学科的专业知识体系已经和现有的广播电视业务产生一定脱节，而现有的广播电视学已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因而广播电视学的调整势在必行。调整后的广播电视学，其研究开始呈现出多元与发散的特点，其研究主体构成更加成熟多样、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尤其对于交叉学科和理论的借鉴和吸取，不断深化和丰富着广播电视研究的内涵。[27]
一 研究特点
（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组织建设取得良好成效
随着广播电视领域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越来越多的专业与非专业学者从各行各业、各学科门类走进广播电视研究中来。专业研究者主要来自于开设广播电视专业或类似艺术专业的高等院校、相关的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及一线广播电视媒体三个专业性研究队伍，这三支队伍所汇聚的是各种职业、身份、视角不同的学者或专业从业人员，代表着不同的研究群体，因而也就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风格。高校学者的研究呈现出系统化、理论化的特征，在广播电视本体的理论建构、史学的梳理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和学科体系建设等方面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广播电视管理部门中的研究群体，主要以行业内各管理机构的领导成员为主，这个群体对于提出广播电视事业的高屋建瓴的建设意见、管理经验、政策决策、根本理论导向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同时还能搭建起沟通政府或媒体机构与市场之间的桥梁；以广播电视媒体从业人员为代表的群体，常年工作于媒体一线，其积累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往往最为领先和精尖，其研究视角往往紧扣着行业的最新动态和最紧要的诉求。三者相结合、补充，从而构成一个完善的研究队伍。
研究队伍的壮大带来的是组织建设的强化。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中每年有关广播电视的选题占了一定比例。国家广电总局每年围绕行业发展发布40个左右的部级科研课题。同时，为了适应发展，我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学术团体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会整合了我国广播电影电视业界和学界的学术资源，下属24个国家一级协（学）会，56个二级分会和专业委员会，搭建了“学术研究、创新引领”等一系列学术平台，每年围绕广播电视热点难点问题，发布研究选题。[28]
（二）学术研究成果丰硕，知识体系基本完备
专业调整后，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分类更加具体化，学科的体系构建日渐合理。一门学科的体系构建是否合理，关系着该门学科的发展前景：一是因为学科体系构建中必定有该门学科的基础理论，而这也是人们掌握广播电视发展规律的利器；二是因为它有利于专业人才的培养，从而为广播电视行业提供优秀人才。此外，对于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的深层次研究，理清广播电视学的发展脉络，有助于研究者把握该学科体系现存的问题和不足，从而帮助研究者对广播电视学的学科体系进行完善与补充。[29]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内包含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决策理论研究和史学研究四个学科域；基础理论域内包含本质关系、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理论研究等；应用理论域包含广播电视创作实践研究、语言研究等；决策理论域内包含管理制度、政策法规、战略规划等制定的研究；史学域内包含广播电视通史、广播电视专门史的研究等。此外，还包括广播电视艺术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美学、广播电视法学、广播电视符号学等跨学科领域。
（三）研究视角不断更新，研究领域充分拓宽
媒介融合视角下，电视媒体不断受到包括互联网、手机、数字化电视、移动电视在内的新媒体的强烈冲击，多媒体交互时代的数字、移动、互联的特征成了传媒业发展的趋势和主题，传统广播电视所缺乏的便捷性、即时性、互动性、选择性等缺点逐渐显现并被放大，以至于电视媒体的地位不断下滑、可替代性大大增加，电视的传播功能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一度出现过电视传播生态的失衡与错位现象。因而，融媒体、全媒体的生态构建、维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动态平衡与二者之间竞争的调和与包容等议题便成了学术研究和探索的新领域，所涉及的研究维度包括内容生产的求新、理念模式的创新、核心技术的革新、产业布局的更新等方面。内容生产方面的研究在于如何发挥传统电视影响力、号召力和公信力，创制内容扎实、具有文化品格、贴近受众生活、满足观众基本诉求且顺应时代潮流的精品节目，维护好电视媒体的主导地位和品牌力量。理念模式方面的研究在于如何以包容的姿态接纳迅猛崛起的新媒体，如何在形式、内容、经营及渠道等方面进行与新媒体的自然对接与融合。核心技术方面的研究在于如何从技术层面加强媒介之间的交互、消除不同媒介间的隔阂，为新旧媒体互利共存的生态局面打下坚实的物质、科技基础。产业布局方面的研究在于如何打造一个新的“平台型媒体”，充分实现电视、电脑、手机等用户终端在内的多屏联动和广电、电信、互联网的三网融合。
二 代表性研究成果
（一）理论研究
1.《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
该著作由张振华主编，作者站在时代高点，总揽新世纪传媒领域出现的新案例、新技术、新理念，荟萃高端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将广播电视与新媒体领域一系列新概念、新观点加以系统归纳，进行趋势研究，是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理论体系集大成之作。全书涉及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和实务研究最主要的十大问题，也即总课题之下所划分并展开的十个研究子课题，力求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从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最前沿和行业实践新进展出发，在对新中国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几十年的成果积淀进行全面梳理、对广播电视发展现状进行详尽考察的基础上，实现对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一次全方位、大跨度、整体性的理论创新和探索。
2.《电视文化新论》
该著作由胡智锋所著，作者聚焦电视文化，重点论述电视的文化生态、文化政策、文化角色、文化传播和文化创意这五个问题。其之所以被称为新论，是因为该著作与以往的相关论著相比较，试图在一个内外结合的大的文化系统中去阐释电视文化问题，采用的是全新的理论框架、话语表达和研究体系。该著作不仅仅探究电视内部文化子系统的问题，同时还将其置于国家社会大的文化系统中综合考虑。该书既有基础理论的阐释，也有政策法规的解读，同时也回应了具体实践中的困惑。
（二）历史研究
1.《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史稿》
该著作由王文利所著，作者系统梳理了1920—2011年我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史，其具体研究对象为我国大陆广播电视研究活动演进、变迁的历史及内在规律。从时间界限上看，自1920年我国报刊上第一篇报道广播的文章出现直至2011年；从空间界限上看，以中国大陆的主要研究为对象；从内容上看，主要研究广播电视学术史。书中将我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1920—1949年，为开创时期；1949—1976年，为曲折发展时期；1976—2011年，为形成和繁荣发展时期。该书史料翔实、史论结合，既有对历史的真实还原，还有站在今人角度的客观评价，既有学理价值也有史论价值。
2.《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
该著作由赵玉明、艾红红、庞亮主编，本书针对广播电视学研究和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广播电视学研究述评包括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述评、史学研究述评、实务研究述评、交叉学科研究述评和西方广播电视研究述评。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研究总论包括广播电视研究的历史与范式，学科的含义与学科建设的探讨，学科内容的架构与学科定位的建设，学科的核心理念与特点，学科体系研究的价值。
三 广播电视教育
2012年9月，教育部修订了1998年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及1999年印发的专业设置规定，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新的专业目录中，原本的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修改为“广播电视学”专业。
据“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4月，全国范围内以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为代表的共222所高校开设广播电视学本科专业，其中大多为综合类高校，且这些院校此前大多已创办新闻学专业，在此基础上增设了广播电视学专业。越来越多的院校开设广播电视学相关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其中设立有广播电视学专业或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广播电视方向的博士点的有12所高校。
另外，广播电视教育除了秉承着新闻学传统的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取向，还包括研究视角指向广播电视艺术作品研究与创作的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和研究广电相关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广播电视工程学专业。据“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4月，全国范围内开设“广播电视艺术学”相关本科专业的高校共234所。而广播电视工程学专业由于教育条件较为苛刻、教学技术门槛相对更高，因此只有10余所高校开设广播电视工程学及此类专业等。
当今广播电视学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同时接受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