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92—2012年：与时俱进的广播电视新闻学
《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第二节 1992—2012年：与时俱进的广播电视新闻学,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与中共十四大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全国人民的思想被进一步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入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广播电视新闻对大众的舆论引导、政令的传递，或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信息交流和服务的提供都具有了更重大的意义和责任。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引发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广播电视应不应该顺应市场、广播电视的改革应该走怎样的路等问题成了广播电视业界、学界讨论和思考的重点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将广播电视纳入第三产业。针对这个问题，1992年11月，广东新闻台理论研讨会首度讨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广播电视改革”的话题；1993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发表了以“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改革”为主题的系列研究文章；同年，《广播电视决策参考》开始设置广播电视与市场经济栏目。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至1995年，在全国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涉及“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主题的论文多达180多篇。[11]具体到新闻学界，由于信息论的引入，“信息”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从而出现了关乎新闻的商品性的讨论。新闻作为一种媒介产物，必然带有作为第三产业的媒介所具有的特性。第三产业作为一种社会服务行业，决定了媒介的服务性，也就决定了新闻在隶属第三产业前提下的商品性。此时人们开始认识到，新闻除了具有宣传性和意识形态性外，还是一种带有经济实践色彩的“商品”。自此，广播电视的属性及功能的观念得到革新。属性与功能的变化带来的自然是发展方向与改革路线的变化，原本作为事业属性的广播电视业开始正式向经营型产业转变。1998年的《中国广播电视论纲》中对中国广播电视的性质进行了阐释“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传播媒介，还具有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12]。2004年的《中国广播电视新论》也分别论述了中国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和产业功能。可以看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广播电视的产业化经营成了进一步持续讨论的焦点，广播电视理论上的突破带来的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广播电视的集团化改革浪潮陆续启动。
广播电视喉舌论自20世纪80年代形成后，一直是广播电视领域占据指导地位的基础理论，而传播学和信息论的引入为传统喉舌论扩展了内涵与外延，除了宣传功能外，还强调了广播电视的信息传播功能。广播电视的信息传播功能联结了信息的制造者与受众，在整个广播电视媒介的过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受众不仅是传播内容的接受者，还是传播内容的选择者、反馈者和参与者，同传播者共同完成节目传播环流”“受众在传播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传者对传播内容虽有控制权，但归根结底要按照受众的愿望和需求办事，否则媒体的地位会发生动摇。”[13]
随着市场经济语境下竞争的愈发激烈和信息传播语境下受众主体地位的确立，在这个时期，广播电视新闻的业务实践做出了许多重要的改革。中央和各地方电台、电视台以新闻改革为重点，坚持做好广播电视新闻的舆论引导和正面宣传作用，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以中央电视台为例，为了实现建成世界一流电视台的目标，中央电视台对新闻节目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大量增加新闻节目播出次数、不断开设新的新闻节目，对老的新闻节目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改版，大量采用直播和现场采访的形式。改革后的中央电视台经过这些内容的充实和形式的调整，大大提高了新闻节目的质量和实效性，吸引了更多观众的关注、扩大了收视面。
由此，我国的广播电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极大地促进了广播电视新闻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1992年11月，在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家标准体系中，广播电视学作为独立学科被写进《学科分类与代码》，隶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成为正式的二级学科。这也标志着我国的广播电视学学科地位获得了社会肯定。
一 研究特点
（一）从分散、孤立逐步转变为有计划、有组织的课题性研究，初具规模化和系统化
1992年3月，我国广播电视史上首次全国性的讨论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专门会议——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会议由广电部政策法规司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该会议的《纪要》明确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事业”的目标，要求“应用理论与基础理论、决策研究与业务研究、现状研究与历史研究，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在研究任务的落实上，要适当分工。”会议还同时规划确定了1992—1995年三年间的全国广播电视研究课题115个，其中包括22个重点研究课题。广播电视新闻的研究开始着眼宏观层面，从整体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学术理论梳理，研究成果开始具备一定分量和较为完整的体系。
（二）学理性程度不断加强，注重与广播电视实践的深度结合
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的广播电视新闻研究表现出越来越明确的学理性特征，不断拉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一是学术讨论中运用信息论、传播学等专业学科理论和术语进行学术阐释和探讨的比重开始不断增大。二是一批由具有中高级职称的经验丰富、理论扎实的专业研究人员所组成的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其中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代表的许多综合性高等院校的新闻院系中从事广播电视研究的人员为主力军，还包括以国家广电总局、中央及各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为代表的直属事业单位的有关研究部门中的一批研究人员与一线记者、编导等专职人员。由于这些“学院派”研究者的加入，越来越多的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广播电视新闻的研究，一改以往工作总结型和经验表述型占主导的局面，研究成果越来越具有理论性和思辨性。
（三）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体系与模式逐渐形成
在这一阶段，广播电视学的学术研究逐渐形成了包括社会学研究、文化批评研究、艺术学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等现如今较为典型的广播电视新闻研究模式。社会学研究将视角放在广播电视社会传播的效果方面，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是这一研究模式的特点，如较大样本数量的观众收听收视调查等。艺术学研究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对广播电视作品、广播电视传播等进行艺术分析、阐释与评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广播电视研究中占最大比重，涉及的具体研究文本也最为广泛。文化批评研究往往秉承着较强的理性态度和批判精神对广播电视实践进行冷静和理性的监督。意识形态研究主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和主流文化的要求和属性出发，以规范具体的广播电视实践为最终目的，这种研究模式是最具历史积累和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特色的。
（四）学术争鸣和创新意识的增强
随着广播电视改革的不断深化、广播电视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宽松，学术领域内新旧的不同观念必然会发生互动和碰撞，不同观点的争鸣带来的必然是学术的繁荣和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在这个阶段内，争鸣主要围绕着广播电视的“本质”和“创作”两方面进行。首先，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将广播电视纳入第三产业的范畴，宣告着广播电视的商业属性正式为官方所接纳。然而长期以来广播电视事业作为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的观念束缚了广播电视具体实践的发展，基于这样的矛盾状态，媒体的商业属性和文化属性引发广泛的大讨论，最终确定了广播电视文化与产业双重属性的本质。关于广播电视的文化品格和品位的问题也是这一时期内学者们争鸣的对象。通过这次争鸣，学者们从理论上基本廓清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与广播电视的关系，并且充分认识到优秀文化在我国广播电视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14]这一时期在广播电视新闻研究领域出现的其他较有影响的学术争鸣还有：关于电视声画关系的争鸣、跨国电视传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关于电视新闻改革卫星传播对我国电视的影响、关于“纪录片”与“专题片”的界定、中国早期广播史部分内容及研究对象等。[15]
二 代表性研究成果
这个时期是我国广播电视新闻研究的黄金时期，包括理论、实务、历史等维度在内的研究都取得了极大进展和突破，积累了大量成果。
（一）理论研究
1.《中国电视论纲》
《中国电视论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由杨伟光主编，章壮沂、罗明、王录、王甫、欧阳宏生、王锋、张君昌、时统宇、尹鸿、童兵、郭镇之、韩泽、胡智锋、刘建鸣、张群力、尹桂馥集体撰写而成。该著作以中国电视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基础，阐明和揭示了中国电视事业的性质、功能、人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的节目、技术、管理、经营发展的基本规律，并论述了中国电视理论建设、从业人员基本素质及电视观众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电视事业的影响和作用。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的著作，具有政治性、科学性、综合性、实践性和前瞻性的特点，有较高理论层次和较强的指导作用。其主要内容：一是提出了中国电视的新闻传播、文化娱乐、社会教育和信息服务四项功能和党和政府的喉舌、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独特的现代文化形态和第三产业四种属性。二是明确了中国电视节目的总的指导方针和规划管理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三是揭示了中国电视对海外报道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的目的和如何做好海外报道的艺术。四是明确了电视的发展需要先进科学技术作为重要保障。五是总结出电视事业的良性发展需要确保电视事业科学化体制的建设和完备的法制化管理。
2.《中国广播电视新论》
《中国广播电视新论》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委托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实施的重点研究课题，由赵德全、艾红红、时统宇、胡正荣、柯妍、牛亚君、成越洋、陈福清、胡智锋、兰孝兵、史雪云、喻国明、赵彦华、曾舟、王锋、邓慧文、徐迅、雷跃捷、刘俊善、李澎集体撰写而成。其主要内容及观点有：一中国广播电视的根本性质是党、政府、人民的“喉舌”“舆论工具”，是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双重性质。二提出对广播电视受众研究的重视，认为受众是积极、主动的信息寻求者，对受众进行分类是广播电视节目设置的基础、应对电视市场竞争的合理选择、电视媒体内部竞争的迫切需要和经办电视节目的必要前提。三强调广播电视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性，产业化经营包括广告经营、节目经营、网络经营和资本经营，总结出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七个有利于”原则。四提出建立新型广播电视管理体制，要理顺各种管理关系，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实行要素的重组、资源的合理配置，建立符合现代广播电视发展趋势的广播电视法律体系。五强调广播电视的中心工作是宣传，技术要为宣传工作服务，为广播电视节目提供保障。
3.其他代表性理论研究成果
杨伟光主编的《电视新闻分类与界定》《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界定——研讨论文集锦》《电视新闻论集》，叶子著《电视新闻学》，庞啸著《实用电视新闻理论》，黄匡宇著《理论电视新闻学》《电视新闻语言学》，张俊德著《现代广播电视新闻学》，王甫著《电视新闻的视觉传播优势》。
（二）实务研究
1.《中国应用电视学》
该书由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学术委员会、《中国应用电视学》编辑委员会编著而成，全书分为四篇29个章节，分别为本体篇、节目篇、制作篇、技艺篇，初步勾勒出了电视应用理论的全貌。任金州、钟大年认为此著作“第一次建立了电视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16]
2.其他实务研究成果：张君昌编著《应用电视新闻学》《电视新闻摄制》，朱羽君、雷蔚真著《电视采访学》，涂光晋著《广播电视评论学》，王振业著《广播电视新闻评论》，雷跃捷、张彩主编《电视新闻频道研究》，曹璐著《广播新闻业务》，周小普著《广播新闻与音响报道》等。
（三）历史研究
1.《中国电视史》
中国电视史由我国首位新闻学女博士郭镇之撰写。该书是她在自己博士毕业论文《中国电视史稿》的基础上修改。介绍了中国电视从1966到1996年30年从无到有，从小变大，从幼稚进入成熟的经过。
2.《中国广播电视通史》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是全国广播电视系统首次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也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广播电视通史，由赵玉明、哈艳秋、袁军、郭镇之、艾红红、戚庆莲、潘继秋、马元和、陆原撰写而成。该书总结了中国广播电视事业80余年的发展历程，史料翔实、实事求是、视野开阔、史论结合，不仅对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十分客观的全景描述，还对这一历程进行准确、客观的评价分析；同时还重视物证、图文结合，直观地还原历史，增强了可信度和可读性。
3.其他历史研究成果
徐春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刘习良主编《中国电视史》，艾知生、刘习良主编《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于广华主编《中央电视台简史》，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张振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概要》，林青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等。
三 广播电视教育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国家及广播电影电视部采取了多种有力的措施加大了对广播电视教育尤其是广播电视高等教育的投入，使得广播电视教育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17]
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家标准体系《学科分类与代码》内，“广播与电视”正式列入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范围之中的二级学科，在这其中包括“广播电视史”“广播电视业务”“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播音”和“广播电视其他学科”等多个三级学科。另外，在“文艺学”学科范围内，“广播电视文艺”与戏剧、戏曲、电影等学科并列成为三级学科。[18]1993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新闻学属于文科学科的门类，下设8个专业。1997年3月出版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编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之中，《新闻学》章节论及广播电视研究时表示：“9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进展迅速，但由于起步较晚，理论方面还比较薄弱。”[19]1998年，教育部修订本科专业目录，新闻传播学上升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之前的八个专业合并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四个专业。广播电视新闻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
首先，广播电视新闻学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1985年至1999年，中国内地高校增设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点的速度还比较平稳，15年间增设了17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点，而到了2000年，仅这一年就增设了13个专业点，2001年又猛增了18个专业点。[20]到2006年，全国高校中开设有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院校高达158所。[21]截至2011年，全国共有215所高校开设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2]另外，广播电视的中专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同时在发展，规模日益扩大。
其次，广播电视新闻学的办学层次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北京广播学院就已经开始招收电视新闻专业的硕士，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在新闻学、传播学的硕士点下设立广播电视新闻方向。2002年起，复旦大学开始在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置广播电视学专业。中国传媒大学也开始在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置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
另外，专业的传媒类院校开始转型和组建。2004年9月，经教育部同意，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更名后的中国传媒大学充分发挥其传媒领域的综合学科优势和学科特色，形成了以新闻传播学、艺术学和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等为龙头，多学科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目前已成为中国广播电视学科的教育重镇。2004年5月，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院校并更名为浙江传媒学院，目前已基本形成以传媒类与艺术类专业为主干并涉及多种学科的专业体系。2000年9月，原国家广电总局管理干部学院划归山西省教育厅管理并与国家广电总局共建，同时更名为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该校是全国唯一一所独立设置的广播影视高职高专成人高校，也是广电总局干部培训的基地，2013年其经教育部批准后升格为本科院校并更名为山西传媒学院。
最后，广播电视系统内工作人员的在职培训工作也取得快速发展，从业人员的培养工作走上市场化、社会化的道路，形成“政府管理、行政指导、单位自主、院校服务”的社会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