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网络与新媒体学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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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结与反思

在过去的25年中，我国的新媒体学逐渐升温走向繁荣，成为今天新闻传播学中当之无愧的显学。然而在这样“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表象繁荣之下，实则波涛暗涌。不少学者均表达出对我国新媒体研究理论发展不足，却又高度“内卷化”（Involution）的担忧。[42]以第二部分的文献计量研究结果为例，在总共1762篇论文中，1540篇（87.4%）未使用任何明确的理论框架作为指导，而余下使用理论框架的研究中，西方的经典新闻传播学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等占了绝大多数，基于本土语境下创建的理论几近阙如。不同于互联网诞生于美国之初时带有的去中心化、开放、自由、共享的乌托邦式理想色彩，中国的网络媒体从一开始便无法绕开作为传统媒体延伸的定位，这在中国网络发展的最初阶段尤为突出，大量早期的新媒体研究实则是新旧媒体比较研究。直接导致的后果是问题的核心依然侧重于传统媒体。而面对新媒体，研究者依然使用传统媒体的经典理论，造成“旧瓶装新酒”的局面，不断用新证据去验证旧理论。

这一问题反映在研究选题上便是旧选题的重复与新选题的缺失。例如，互联网发展前两个阶段中一直没有对新媒体用户的采用（Adoption）与使用（Use）予以足够的重视，而更多关注网络媒体对新闻业的影响（见表1）。以网络民族主义为例，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03年，然而关于此议题的讨论并未出现在前三个阶段的四大期刊上。[43]有意思的是，这一话题却在第二阶段便吸引了海外华裔学者的目光。留日博士生祁景滢用日文撰写并出版的《中国因特网上的对日言论分析》和旅美学者吴旭用英文撰写并出版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作。[44]他们的工作采用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思路，将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媒体研究推介到了非中文世界。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游戏研究（Game Study）。国际上游戏研究系新媒体研究领域中的热门领域，这从ICA中设置Game Study分支以及几本专门的学术期刊（例如SSCI期刊Games for Health Journal等）的创立即可看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即使中国拥有6.26亿的游戏玩家，[45]关于电子游戏的研究一直处于极其边缘的位置，在过去的25年中仅有24篇论文对此进行了研究。有学者指出的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46]其原因可能正是以往的新媒体研究不重视普通人的互联网使用经验和社会实践，没有人的故事。[47]

同时，传统媒体思路下的新媒体理论真空又极易被功能主义理论框架所充斥。尽管研究者本着各自的兴趣展开研究，但是各种权力运作在研究议程设置中一直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一个明显的标志便是研究所获得的项目资助。第一阶段鲜见受到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资助的论文。从第二阶段开始，受国家级（5篇，占该阶段论文数的2.0%）和省部级（7篇，占该阶段论文数的2.7%）项目资助的论文开始少量出现。到了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受到国家级（例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省部级（例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项目资助逐渐成为常态。第三阶段，受到这两种级别资助的文章数分别为140篇和160篇，分别占到了该阶段论文总数的18.0%和20.5%。而到了第四阶段，资助数量分别达到了205篇和111篇，占该阶段论文总数的34.3%和18.6%。[48]尽管我们无法断言项目资助与论文选题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不可否认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少学者指出，目前新媒体研究中带有浓厚的“应然”思路和泛滥的“对策话语”。[49]

这一问题反映在学科建设上则是人才培养依然沿袭传统新闻传播学思路，未能充分展示出新媒体“新”的特性。尽管目前开设“新媒体”相关专业的院校很多，但是其培养方案却混杂不清，缺乏章法，不少课程只是在传统新闻传播课程上添加一点新媒体的噱头而已。新媒体自身的变革和带来的社会冲击在新媒体教育中显得反映不足。

二未来展望

面对以上问题，历史尚短却又不再年轻的新媒体学如何才能突围而出，在下一轮以智能化为特征的技术进化伊始，改变一味追赶技术而缺少理论构建的状况？

首先，以问题为导向，不囿于传统学科界限，才能不断扩展学科的边界，并有效避免学科内卷化倾向。目前一些新媒体研究者与院校已经开始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尝试。随着越来越多来自计算机、复杂网络、认知心理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加入新闻传播学领域，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思想火花。不少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也已经加入研究队伍并带来更新的视角。同时，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开设诸如“数据挖掘与可视化”“人机传播”“计算传播”等新课程，对技术发展做出回应。相信之后会有更多新方法新技术的课程涌现出来，并逐渐成为主流。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这一轮学科革新而来的可能是对研究范式的重建。始于拉斯韦尔的功能主义范式在传统大众媒体时代提供了诸多诠释性的成功范例，然而却在媒体技术呈现更多具身性和它异性的今天显得捉襟见肘。[50]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对之前的研究范式做出修正，这可能是在不久的将来新媒体研究者需要直面的问题。

我国新媒体学已经走过了25个春秋，在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当下智能化媒体的发展从技术与产业层面为我国新媒体学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技术努力实现自主创新与引领的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同样需要摆脱对西方理论思想的过度依赖，建立起本土的理论体系。未来中国新媒体领域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改变缺乏理论自省的自言自语，减少过多以对策为导向的功能主义思辨，真正做到回归新媒体研究的逻辑起点。[51]回归技术的本质，重抵人—技术关系的核心，在传统与变革、国际与本土的平衡中突围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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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兰：《“新媒体”概念的三条线索》，《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3期。

[2] Short，J.，Williams，E.& Christie，B.，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elecommunications，Chichester：Wiley，1976.

[3] 匡文波：《论网络传播学》，《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4] 感谢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委员会秘书长曾润喜研究员提供的数据和相关信息。

[5] 谢新洲、李彬：《新媒体研究的困境与发展》，《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2期。

[6] 陈力丹、宋晓雯、邵楠：《传播学面临的危机与出路》，《新闻记者》2016年第8期。

[7] 魏然：《新媒体研究的困境与未来发展方向》，《传播与社会学刊》2015年第31期。

[8] 谭天、刘方远：《探析新媒体专业人才的培养》，《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10期。

[9] 李晓静、韩羽昕：《欧美新媒体传播硕士课程教学分析与反思》，《新闻记者》2018年第5期。

[10] Sung Tae Kimand David Weaver，“Communication Researchaboutthe Internet：A Thematic Meta-Analysis”，New Media & Society，Vol.4，No.4，2002.

[11] W.JamesPotter，Roger Cooper and Michel Dupagne，“The Three Paradigms of Mass Media ResearchIn 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Journals”，Communication Theory，Vol.3，No.4，1993.

[12] Tomasello T.K.，Lee Y.& Baer A.P.，“New media research publication trend sandoutletsin communication，1990-2006”，New Media & Society，Vol.12，No.4，2010.

[13] 彭兰：《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14] 朱光烈：《我们将化为泡沫——信息高速公路将给我们带来什么》，《现代传播》1994年第2期。

[15] 按照国际学界惯例，引用次数达到100次及以上的论文被列为高被引论文。本章参照的是2019年4月中旬知网数据库中的引用次数。

[16] 陈力丹：《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5期；陈力丹：《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3期；陈曼丽：《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5期；丁未：《网络空间的民主与自由》，《现代传播》2000年第6期；卜卫、刘晓红：《新闻记者的网络使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记者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报告》，《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3期；张克旭、黄敏：《关注台海：网络媒体关于5·20事件报道的对比分析》，《新闻大学》2000年第4期。

[17] 闵大洪：《中国互联网Web2.0阶段的传播与管理》，《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07年，第173页。

[18] 彭兰：《Web2.0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社会意义》，《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

[19] 饶丽娜：《网络三剑客谁主沉浮》，《新闻知识》2006年第1期。

[20] 钟瑛、余秀才：《1998—2009年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4期。

[21] 韦路、丁方舟：《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2] 闵大洪：《2004年的中国网络媒体》，《南京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3] 孟建、赵元珂：《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

[24] 陈力丹、付玉辉：《繁荣而活跃的网络传播研究》，《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25] 王芳：《十年来我国网络传播研究的进步与不足——对1996—2005年网络传播研究的实证分析》，《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1期；柯惠新：《互联网调查研究方法综述》，《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

[26] 谢新洲：《“沉默的螺旋”假说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实证研究》，《现代传播》2003年第6期。

[27] 胡泳、陈秋心：《中国网络传播研究：萌芽、勃兴与再出发》，《新闻战线》2019年第2期。

[28] 方兴东、陈帅、钟祥铭：《中国互联网25年》，《现代传播》2019年第4期。

[29] 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

[30] 夏雨禾：《微博互动的结构与机制——基于对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4期；王秀丽：《网络社区意见领袖影响机制研究——以社会化问答社区“知乎”为例》，《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9期；方兴东、石现升、张笑容、张静：《微信传播机制与治理问题研究》，《现代传播》2013年第6期。

[31] 钟瑛、余秀才：《1998—2009年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4期。

[32] 胡泳、陈秋心：《中国网络传播研究：萌芽、勃兴与再出发》，《新闻战线》2019年第2期。

[33] 章晓英、苗伟山：《互联网治理：概念、演变及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9期。

[34] 陈力丹：《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闻观》，《新闻记者》2014年第10期。

[35] 王凤仙：《国外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现状——基于ISI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6] 郝永华、周芳：《人肉搜索的第一个十年（2001—2012）——基于集体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现代传播》2013年第3期。

[37] 郝雨、李林霞：《算法推送：信息私人定制的“个性化”圈套》，《新闻记者》2017年第2期。

[38] 赵睿、喻国明：《“赛博格时代”的新闻模式：理论逻辑与行动路线图——基于对话机器人在传媒业应用的现状考察与未来分析》，《当代传播》2017年第2期。

[39] 张伦：《个体在线网络关系建构影响因素研究》，《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4期。

[40] 黄升民、刘珊：《“互联网思维”之思维》，《现代传播》2015年第2期；周鸿铎：《我理解的“互联网+”——“互联网+”是一种融合》，《现代传播》2015年第8期。

[41] 例如，高钢：《传播边界的消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版；牟怡：《传播的进化：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人类的交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聂有兵：《虚拟现实：最后的传播》，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版。

[42] 孙玮：《从新媒介通达新传播：基于技术哲学的传播研究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43] 闵大洪在2009年发表过网络民族主义的论文，详见：闵大洪：《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观察、分析——以中日、中韩关系为对象》，《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09年刊。《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有“帝吧出征与网络民族主义”专题。

[44] Xu Wu，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 Implications，New York：Lexington Books，2007.

[45] 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46] 张涛甫：《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

[47] 杨国斌：《中国互联网的深度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年春夏卷，第2—19页。

[48] 对于同时获得多项资助的论文，统计时只考虑列出的第一项资助。

[49] 胡泳、陈秋心：《中国网络传播研究：萌芽、勃兴与再出发》，《新闻战线》2019年第2期。

[50] [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

[51] 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年春夏卷。

第三节 网络与新媒体学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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