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探索期：新闻学学术社团的酝酿与传播学引介（1978—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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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逐渐恢复，各高校新闻教育工作有序开展，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发展百废待兴。在此期间，新闻学会相继成立，为我国新闻学科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传播学经由各位专家学者的不断努力，被逐步引入中国，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建构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相关研讨会议时有召开。
一 新闻学会逐步建立
新闻事业和教学在经历长时间停滞后，需要逐渐复苏，重焕生机。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各地高校，都对新闻工作以及学科建设表达出高度关切。1979年3月8—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十年动乱中新闻工作中许多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旨在推动新闻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6]
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在北京成立；1984年1月1日，更名为首都新闻学会。该学会在改革开放之初，起到了恢复新闻学研究组织者的重要作用，曾编辑出版会刊《新闻学会通讯》（1980—1989）。1984年12月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新一家全国性的新闻传播学社团组织，1991年6月停止活动，1985年7月创办的新闻学术杂志《新闻学刊》现已停办。[7]
在新闻学社团组织发展的探索期，首都新闻学会多次召开主题研讨会，讨论的议题包罗万象。1981年5月12日，举行首次受众学术研讨会；1986年9月12日，召开安岗新闻工作经验座谈会；同年10月23日，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举办了新闻学与相邻学科学术讨论会。从学界到业界，从本学科到跨学科均有涉猎，首都新闻学会牵头举办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为新闻学的多元化发展开了个好头。
此阶段，新闻工作的恢复与新闻教育的重视程度加深齐头并进，各高校对于新闻学科建设的方向和具体规划进行多番探索，中央在大方向上给予建设性指导，相关学会的成立和研讨工作的有效开展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1983年5月25日至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新闻教育的发展规划和改革问题。8月，两部委发出《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8]1984年11月2日，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在北京成立，全称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属于中国高等学校新闻教育学术团体。参加单位有全国多所高等学校所设的新闻学院、新闻系、新闻专业，宗旨是交流中国新闻教育的经验，探讨新闻教育的规律，提高新闻教学的科研水平，推动全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9]学会成立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召开多次重要学术会议，为新闻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前瞻性构想，同时帮助各高校在交流合作过程中裨补阙漏，良性竞争，共同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在我国新闻学发展的探索期起到了十分有益的协调作用。首先，它提供了一个可供各高校定期参与，集思广益的交流平台；其次，通过智慧火花的碰撞可以推导出新闻教育的发展趋势，其组织的会议为尚显稚嫩的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点亮明灯；最重要的是，它从宏观上把握时代热点、社会发展动向，从微观上聚焦教育，以提升专业水平为己任，使得新闻教育工作得以与时俱进，与当时开始腾飞的中国一起开拓创新。
在此时期，中国新闻学的建设从乱局中脱胎换骨，之前数年的或尝试、或失误都是后期发展的财富。除以首都新闻学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为代表的新闻学领域翘楚性的学会外，一系列新闻学相关学术社团纷纷成立。1983年10月，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成立；1986年7月，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学会成立；1988年4月，中国地市报研究会成立。此类学术社团的建构与活动整体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研究视野。
改革开放后，学界和业界都开始注重从理论到实践的成体系化发展，从中央到地方都致力于建构新闻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积极召开各科学术会议，适时交流，及时为学科和行业的发展导航，为接下来新闻学的持续发展及其与传播学的有益结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传播学研讨会相继召开
在新闻传播学术社团发展的探索期，如果说新闻学科是在恢复的同时找方向，那么传播学科就是在孕育的同时显神通。
此前，传播学的概念已经被尝试性提及，但真正被纳入学界视野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与从1980年起我国与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展开的交流合作有分不开的关系。当年1月5日，《人民日报》副总编兼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安岗赴夏威夷参加美国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关于国际政治和大众传播的学术研讨会，与美国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和余也鲁等人相识。[10]此后，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程度不断加深。
1982年4月21日，时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主任韦尔伯·施拉姆和他的学生余也鲁在广州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全国“电化教育讲习会”[11]，介绍现代传播和媒体教育。而后去往北京、上海等地，进行多番讲演，使得国内学者深刻认识到传播学引入的重要性。他们意识到，新闻学和传播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传播作为学科的研究价值极高，亟待发掘。此后，各高校陆续开始进行传播学系的建设工作。
1985年6月11—13日，复旦大学举办了国内第一次国际传播理论讨论会——传播学学科研讨会。此次会议邀请唐·库什曼教授、S.金教授参加会议。[12]会上，来自北京、天津、武汉、广州、上海等地的科研、教学和业务单位的五十余名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就传播学学科建设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就对传播学的理解、传播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关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及如何开展中国传播学研究等问题，各抒己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13]
次年8月20日，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在黄山召开。有学者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围绕传播学研究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展开讨论。会后有评论指出：这次研讨会的最大成果就是明确了新闻传播学应作为今后传播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并初步讨论了它的理论框架，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indigenization）确立了内容和方向。[14]此次会议对于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我国传播学从介绍阶段进入本土化建设阶段。
在该时期，传播学范畴内的广播、电视、电影在我国发展迅速，相关学术研讨应运而生。1983年8月，中国高等院校电影学会成立，后更名为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从成立之初至今召开多次学术研讨会议，为我国的广播、影视发展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