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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古城中的半圆形屋顶的建筑、带佛龛的寺院以及楼阁式佛塔等都带有浓厚的萨珊王朝时期的阿拉伯风格，甚至让人难以相信这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
也许是汉族人已经入乡随俗了吧，他们的生活已经染上了西域色彩。也许是因为缺乏木材的缘故，这里的木制建筑很少，即便有，在历经了千年之后也早已荡然无存。当然，也有可能被后世居民当作了燃料。也正是因为干燥，所以这里出土的文物数量众多。高昌古城的旁边，便是阿斯塔那古墓群（高昌贵族墓地），这里的陪葬品被各国探险队盗挖。大谷探险队盗取的宝物存放于日本，而斯坦因盗走的一部分物品则将印度新德里国民博物馆的一间馆室摆满了。
首先，鞠氏王朝先后沿用了重光、章和、永平、建昌、延昌、延和、义和、延寿等颇具中国传统式的年号，并铸造了“高昌吉利”的流通钱币。其次，官制形式以中原为蓝本。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也融入了诸多西域因素。前高昌王马儒就因采取了“回归汉土”的政策，所以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由此可见，这里的汉民族俨然已经西域化了。
虽然高昌是汉族王朝，但这只意味着王室全是汉人，而百姓则未必全是。此外还有一部分为数不多的操着吐火罗A系语的伊朗裔民族。从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陶俑来看，既有汉族女官，又有胡人武士。据相关材料记载，这里除了伊朗裔居民外，还有土耳其裔的驻铁勒官员。
毋庸置疑，高昌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要统治这样的国家，就不难想象需要借助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威灵。除佛教外，这里还有袄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学校也用“胡语”讲授儒学教义，即训读式讲解。不仅是伊朗裔居民需要如此，就是常用吐火罗A系语的汉族三四世后代也需要以此种方法来理解儒家经典。总而言之，这里的人们为开辟美好生活而不断开动脑筋。
当然，吐鲁番盆地不仅有这座位于吐鲁番县城东约四十六公里的高昌古城遗址，在县城以西约十二公里的地方，交河古城遗址也清晰可见。
交河古城，顾名思义，就是古城位于河流的交汇之处。城前是交汇的河流形成的天然护城河，城后的悬崖绝壁笔直而陡峭，确实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阻之地。不过和高昌古城相比，这座宽度只有三百米，长度也只有一点五公里的城池就会显得狭小很多。
比起在开阔之地建立的高昌城，身处要塞的交河城在军事统治上更具优势。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唐太宗在消灭了鞠氏王朝并将高昌纳入大唐国土时，才有意将安西都护府设在交河城内。
交河城虽然比高昌古城小许多，但由于废弃时间相对较短，所以遗留下来的建筑遗迹较多。高昌古城除了残留的城墙和城中的宫殿、寺院外几乎一无所有，而交河城中的普通民宅依旧有所保留。每所宅院中都有一处呈红褐色，那正是家家户户烧火做饭的灶台位置。
法显去印度时并未经过吐鲁番盆地，他在焉耆获得了符公孙的资助，才得以直接取道于阗。而同行的智严因在焉耆遭到冷遇，所以只得再到高昌求取一些行旅物资。去往印度如果要绕行至高昌，那么最终还得折返，但对当时的求法僧来说，为了能够获赠一些旅途所需，有时也会走一遭这条“之”字线路。
在法显来到西域的二百二十多年后，高昌迎来了前去印度求经的玄奘法师。“通伊吾（哈密）之道”，被请入吐鲁番盆地。玄奘到达高昌国的时候正值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当时的高昌国王为鞠文泰。从第一代高昌王算起，鞠氏王朝已历七世。鞠文泰对年轻的玄奘赞赏有加，故而想让其留在高昌，但玄奘取经之意坚如磐石，以绝食明志。高昌王无奈，只得许从。但两人同时立下约定：
归来再过高昌，在此供养三载。
玄奘本想履行盟约，但当他十六年后再来到此地时，高昌国已经不复存在。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命人消灭了高昌，而鞠文泰则死于破城前夕。关于高昌灭亡的来龙去脉，从头说起也许更易理解。当时玄奘虽然顺利通过了高昌，但在他之前的法显却显然没有选择同一路线。玄奘通过“伊吾之道”进入吐鲁番盆地，法显则走鄯善（即“楼兰之道”）绕过了吐鲁番盆地以西的焉耆。
“楼兰之道”在玄奘时期已经无法通行，所以“伊吾之道”就成了连接中原与西域的主要道路。商队往来频繁，高昌因交通之利而富庶繁荣。
此时，焉耆向唐朝朝贡，请求恢复旧道。此路一开，焉耆就会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十字枢纽，其优势地位自然胜过只作为漫长道路上一个停靠点的高昌。如果商队分成“楼兰之道”和“伊吾之道”两条，那么这将为高昌带来巨大损失，其获利就会减半。为了阻挠旧道再开，高昌联合实力强大的西突厥攻袭了焉耆。我在前面曾提到过，高昌本来就有土耳其裔铁勒使者居住，他们借在突发之时负责协防高昌的安全为由，专责从交易中抽取渔利。
西突厥也属于铁勒的一支，如今在利益攸关的危急时刻，高昌当然会借助西突厥的力量阻止焉耆重开旧道。
然而，焉耆也早已和唐朝秘结。面对高昌和西突厥的联军，焉耆随即向东方大国唐朝求援。对此，唐中央先是派出了使者问罪高昌，高昌王表示愿意悔改前错。面对大国的时候，西域小国往往谦柔以对，这一点唐朝自然心知肚明，于是唐朝要求高昌王亲自到长安“入朝觐见”以证其诚，但高昌王以病为由未曾前往。
至此，唐太宗决定征伐高昌。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太宗任命侯君集为交河行军大总管、薛万均为副大总管，大军于第二年8月直抵高昌城下。也许是因胆战心惊而忧虑成疾吧，未等唐军进攻，高昌王鞠文泰便一命呜呼。鞠文泰死后，其子鞠智盛即位，成为鞠氏王朝最后一代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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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情形下，高昌的盟国西突厥有什么动作呢？他们陈兵可汗浮图城，摆出一副要救援高昌的样子。但那里在交河城以西一百八十公里，所以，与其说是救援，莫如说是声援。也许唐军只分兵少数进攻西突厥，但他们深知唐军实力，所以未曾迎战便撒腿西遁。此时，孤立无援的高昌只得献城投降。在经历了九代皇帝，国祚延续一百四十二年后，高昌灭亡。
唐朝宰相魏征曾向太宗进言，建议在高昌扶植一个傀儡王，对高昌实行间接统治，但唐太宗未采纳他的建议，直接将高昌改名西州，将其置于唐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这样一来，唐中央政府就直接任命官员管理吐鲁番盆地，并将安西都护设在交河城。最后一任高昌王鞠智盛被唐军带回长安，受封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当然，这都是没有实权的闲职。
唐朝远征军中，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因对当地的掠夺默认不管，同时自己也将相关宝物中饱私囊，副大总管薛万均和高昌女子私通，两人均受到言官弹劾。结果，二人同时被免去军功，但并未被问罪。高昌城演绎了多少兴亡故事，如今皆被时光冲洗而去，高昌和交河古城的土黄之色映衬在西域蔚蓝的天空之下，显得格外醒目。
后来，西域地区全部伊斯兰化，地上的佛教遗迹几乎丧失殆尽，只有石窟保存下来了。
吐鲁番盆地的石窟分布广泛，但要数柏孜克里石窟群最为有名。该石窟群位于吐鲁番县城东北五十多公里，即火焰山中木头沟河岸，共计石窟五十七个，分佛窟和僧窟两类。其中，普通僧侣所住的僧窟中没有壁画，带壁画的石窟只有二十多个。遗憾的是，精致优美的壁画已经在二十世纪初期流失到海外了。
德国探险队掠走的壁画被收藏在柏林民族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部分壁画因空袭而被烧毁，但其中大部分因保护及时而幸免于难。斯坦因从这里带走的壁画和他在阿斯塔那古墓群盗走的文物都被收藏在新德里国民博物馆。阿斯塔那古墓群的文物常常公开展览，但柏孜克里石窟的壁画却很少公开展览。
一般来说，如果要欣赏柏孜克里石窟的精品壁画，最好去柏林或者新德里的博物馆。不过我倒觉得石窟壁画还是应该去石窟里面观赏为妙，因为博物馆里的所见所感自然无法和身临其境相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