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书籍名:《译诗漫笔》作者：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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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雅”是经典翻译引领的时代的产物，如今到了信息时代，翻译世界多元化了，单一标准已不适应翻译多功能的实际。乱象由此而生，为消除乱象就得承认不同翻译类型有不同的规范。

翻译的三分法

漫笔而谈译诗，似乎先得把译诗定个位。

做翻译这件事的，人人有自己的体会，有自己的主意，认为该如何如何译。但因大家主张各异，人们就想为翻译制定个统一标准。岂知统一标准对翻译而言完全不切实际，许多得不出结果的争议都由此而生。问题在于翻译领域太庞大而丰富多彩（语言领域多宽，翻译领域就有多宽），无法“一概而论”；根据我参与各种翻译的实践体会，也深知翻译问题不宜“一刀切”，不同类的翻译需要不同的方法和标准。若想把纷繁的翻译问题理出头绪，就需要把翻译分分类。

人们惯于把翻译分为“直译”“意译”两类，但这样分既含糊也不科学。我以为，切合实际而又简明的分类法当属翻译“三分法”。

翻译该如何如何译，主要取决于所译语篇的功能和翻译的目的。关于语言功能学术界作过长期研究，布拉格学派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观点较有代表性，我们先说说他的语言功能“六分法”：

1．指称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这一功能聚焦于说话的语境，说明所指涉的事物，体现着语言的能指／所指关系并传递信息。

2．诗性功能（poetic function），聚焦于所传递的信息本身，体现语言的艺术美，这是人从牙牙学语时就喜爱和享受的。

3．情感功能（emotive function），聚焦于说话者，表现说话者的情感或态度。

4．促使功能（conative function），聚焦于受话者，目的是以话语影响受话者，要求他／她采取某种行动，和语法中的“祈使语气”相类似。

5．招呼功能（phatic function），聚焦于“信道”的沟通，用于与对方建立有效接触，例如打电话说的“喂！喂！”和接听电话时的“嗯，嗯”，见面打招呼说的“Hi”“你早！天气真好”等等，不含实质性的信息。

6．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聚焦于语言“符码”，所谓“元语言”就是对语言本身作操作的语言，例如说话者为自己的用语作解释、作修正、下定义，或受话者问对方：“你的意思是？”

雅各布森的语言六功能学说得到翻译学界认同。但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只把语篇功能（及相应的翻译方法）分为四型或三型。如卡塔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ß）是主张分三型的：

1．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s），以传递信息为目的，而语言的风格特色要服从此基本目的。

2．表现型文本（expressive texts），以表现为主要目的，其中虽也有语言信息要素，但信息要素必须伴随或服从美学表现要素，而文本风格特色（作为表现手段）上升到重要位置。

3．作用型文本（operative texts），其内容或形式都要服从于为该文本设定的超语言目的，即语言自身之外的实用目的。为达到实用目的，翻译时既可改动原文内容，也可变换原文形式。

我读到赖斯的“三分法”比较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当时感到与我的一贯体会完全相符，如逢知己。

把语言功能分六类、四类或三类，对翻译而言矛盾不大，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完全可以把六类或四类功能合并为三个翻译类型来处理：

1．“信息型”翻译，或“信息译”，主要体现指称功能；对语词作解释的元语言功能也可并入“信息型”作同样处理，无须单列。

2．“表现型”翻译，我讲翻译学课称之为“艺术型”翻译或“艺术译”，按我提出的译诗主张可称之为“风格译”。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和情感功能应当合并在“艺术型”翻译中处理，因为在“艺术译”中这两种功能如影随形，难分难舍。虽然遇极端情况也可能偏向一侧，如有的文本可能滥情而缺乏艺术性，或偏向形式主义而缺乏情感内涵，但排除情感的形式毕竟很难成为艺术。而在翻译时，不论表现诗性功能或情感功能都需要艺术手法，所以归入一类应无问题，译诗就是此类中的典型。

3．“作用型”又称“劝说型”，我讲翻译学课则称之为“功效型”或“功效译”。因为所谓“作用”是对受众起作用的意思，但“作用型”这名词听起来有点别扭。“功效译”处理的主要是“促使功能”，此外剩下的就是“招呼功能”了。因为招呼话语很短很少，你总不可能老在那里打招呼或老讲客套话吧，所以翻译时虽应注意其特有功能，但列为一大类实无必要。赖斯把招呼功能归入信息型文本，这是因为现在大量的邮件短信微信都只起个招呼作用（保持与客户的沟通），而我觉得它多少带有宣传广告类的意味。不论如何，招呼语不能形成独立文本，只能附属于三大类型中。

这样把翻译归并成三型，简明扼要，三分天下，关系就理清了。信息型翻译属“it”型，艺术型翻译属“I”型，功效型翻译属“you”型，正与三人称对应。三种翻译对所译文本的处理差别巨大，以“水”为例，在信息译中是“H2O”，在艺术译中可能是“秋水伊人”，在功效译中成了“可乐雪碧”。若拿一个人为例，在信息译中是他的个人资讯数据，在艺术译中是他的情感生活音容笑貌，在功效译中则是他在职场上的职能业绩，这代表了一个人的三个方面。可见，三型翻译目的、方法、策略、标准都迥然不同，不可混淆，却又协同互补，相互渗透。所以我以为，做翻译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应当全知其三而专攻其一，就好比是做医生必须实习全科而专攻一科一样。

参考雅各布森、卡尔·布勒（Karl Bühler）、赖斯诸家之说，现将翻译三型列表如下：

表中加星号的“语义译”和“交际译”，采用的是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术语，他提出的“语义译”是一种改良的直译。

在三型翻译中，信息型语义译着眼于指称性语义信息而过滤掉一切联想信息，必要时还要用元语言功能作定义加以限定，目的是把它提纯成为“单息”。翻译时按线性解码，只限于语法转换所要求的和考虑语境所要求的最低限度机动，近似直译或最佳水平的电脑翻译。近二十年来电脑翻译已有长足的进步，再升级几代就有望代替人工做绝大部分信息译工作了。

审美型艺术译或我所主张的“风格译”则是“复息”翻译，它要力求保留原文携带的（至少一部分）联想意义、风格意义、文化意义、互文意义、隐喻意义、音韵意义和情感意义，绝不能随便抛弃或过滤掉。从审美观点看，艺术性文本蕴含的显然是复息而不是单息，由于是多维的立体信息，其信息量比提纯了的指称性信息要丰富许多倍，因而是不可能通过狭窄的翻译“信道”全面传递的。译者要忠于原作的复息，但又不得不作艰难的权衡取舍，优选出最重要的风格信息，并在对原作艺术信息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在译文重塑中设法体现原作者的风格特色和作品的艺术魅力。这就是艺术型风格译难度大于信息型语义译的缘故。又因为在各方面都可能有所取舍有所变通，体现比信息型线性翻译更大的机动性，所以艺术型风格译看起来近似“再创作”而与简单化的直译不同。本书“漫笔”所谈的主要是这方面的体验和探讨。

功效型（作用型）交际译如前所述，以超语言的实用效益为目的，不受语言文本信息严格约束，故在各种翻译中机动性最大，属于自由译。功效型翻译不仅允许，甚至往往还必须超出通常标准的翻译范围，不仅允许不忠实，甚至往往还必须不忠实于原文。例如法国超市Carrefour原意“十字路口”，译成“家乐福”与原意无关，是为投合中国文化心理而采取的归化译法；饮料品牌“Pepsi-Cola”（百事可乐）中的“Pepsi”原意“消化”（源自希腊语的pepsis），而植物名“cola”的标准音译应作“可拉”。但根据商业营销目的（超文本目的）却不能这样译，若忠实翻译成“消化可拉”，大概没有一个人敢喝，疑心喝了这样的饮料拉肚子。而用功效译法译的“百事可乐”却非常亲民，达到了效益最大化。这还远不是太大的机动，如果说“百事可乐”的翻译是“移位”的话，那么像影片名“Gone with the Wind”译作“乱世佳人”等翻译，其实就不是翻译而是另外起名了。还有文字游戏类的娱乐性文本，因机巧建立在字形字音或词义双关基础上，一旦脱离源语文字就无法成立，故用常规方式不可译，若要翻译也只能采用功效译法，在译入语中另起炉灶重写仿制，以求保持有效的逗乐功能。

所以，要论翻译自由度，功效型翻译首屈一指。与多数人的直觉相反，虽然艺术型风格译看起来机动性和变异性大于信息型翻译，实际上却比信息型更受限制，更不自由。因为信息型翻译只受词义的单维约束，而对表达方式则要求不严，只要正确传递指称信息而不歪曲就完成任务；艺术型翻译却要受原作复息的多维制约，为了在译文中重塑逼真的艺术形象，达到多维艺术效果，不得不千方百计，费尽苦心，故实际上是三类型中最不自由的翻译。

功效型翻译虽然往往也含多维信息，却不要求与源文本对等。在功效译中，原作至高无上的王位已被推翻，“源文本”仅仅被看作译者的“信息来源”或“原料”，翻译产品不论在词义上、形式上、风格上均不受源文本约束和校验，而且强烈倾向于适应译入语文化。凡功效翻译都只求有效，不求等效。做好功效型翻译当然也难，但难度不在追求翻译对等上，而在如何制作能达到最大效益的文本的技巧和艺术上。

一位翻译家朋友赠我两本著作，一本《论信达雅》是讨论翻译标准的，另一本《对外传播学概要》是讨论外宣翻译问题的。我读后觉得十分有趣的是，前者所主张的翻译标准条条都不适用于后一本书，后者所述则处处打破前者的规范。因为后者谈的对外宣传属功效型翻译，不受所提翻译标准约束。作者自己却丝毫不感到两书之间有矛盾，因为在他心目中这本来是不相干的事。

还有在诗翻译中坚持直译词义信息的译家们，用他们的标准尺度衡量和批评我的译诗，因我所用的风格译方法无法纳入他们的框架，便认为飞白译诗中“逐字逐句直译的也不少”，但更多是“大胆的意译，有的地方简直像是改写”，对此感到大惑不解。其实是因他们的度量衡与我的不对号，所以无法作出正确描述。这都说明翻译类型不同导致标准之不可通用，也说明划分翻译类型确有必要。

这里讨论的“标准”不是主观设置的规定，而是社会实践形成的常规。根据各种翻译功能，不同的翻译方法和不同的常规评价标准是自然生成的。问题只在于我们应该正视和承认这一现实。

对我提这样的观点，有人诘难道：“假如划分三型翻译，弄出三种翻译标准，那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

我对此的回答是：“信达雅”是经典翻译引领的时代的产物，如今到了信息时代，翻译世界多元化了，单一标准已不适应翻译多功能的实际。乱象由此而生，为消除乱象就得承认不同翻译类型有不同的规范。比如说比赛篮球、足球、排球三大球吧，假如不区分三种比赛规则而要混为一谈，那么裁判就要不断地吹篮球球员“持球”犯规，吹排球球员“手球”犯规，吹足球球员“阻挡”和“连击”，判篮球球员快攻“越位”，判排球球体飞出边线就不准你把球在空中救回来，如此等等，那球赛还能进行吗？又比如人们日常用的锅、盆、瓢三件，分别用于煮饭、洗脸、舀汤，各司其职，混用翻译方法和评价标准就好比是要你用瓢煮饭，用锅洗脸，用盆舀汤，那可就真造成天下大乱了。这也就是目前许多翻译问题争执不清的症结所在。分清不同“球类”、不同“用具”，抛弃“一刀切”的简单思维，乱象才得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