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调色板

书籍名:《译诗漫笔》作者：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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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把上文说的翻译三类型比作色彩学的三原色，那么用这三原色就可以调出整个翻译世界的缤纷彩色。在每个具体的翻译个案里，单纯的原色翻译是罕见的，往往总会有些其他色彩掺入其中。

例如诗翻译是最典型的艺术型风格译，当然以艺术译法为主，但在诗翻译里既可能含有叙述和描述等信息译成分，更往往含有带文字游戏性质的功效译成分，如双关、多义、谐音等，局部要用信息译或功效译方法处理。在叙事文学里不待说了，信息译的含量更大；而戏剧类的表演性文本因须唤起观众的即时反应，含有较强的功效译因素。许多不同体裁的艺术翻译又各有其特殊的功效要求，如译歌词为了配上歌谱必须考虑字数、意群和顿，选字的声调也要与旋律一致或至少不相逆反；译电影则每句台词的长度要与原文保持一致，还要在“对口形”上花很大的力气，这就势必导致在词义上的灵活机动。

信息型翻译这一大类，包括论文、科技资料、说明书、新闻报道、教材、法律文本、外事商务等各种文件函件等等，其中往往同样含有艺术型和功效型翻译成分。例如不论属哪个学科，论文、教材或专著的撰写和翻译都须达到较好的文字水平（文字水平意味的就是文化和文学素养），而且即便是以传递信息为主旨的文体，也都含有不可或缺的风格要素。新闻报道的文学艺术性含量很高，特写类则是新闻和文学的联姻。我本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广州军区做过近十年军事兼外事翻译，知道工作中不但需要信息译的高度准确严谨和专业知识准备，也需要艺术译的修养和功效译的应变能力。广州作为中国南大门，当时是出入中国的主要门户，所以我担任过不少高层外事翻译，直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中外领导人讲话常会引用诗句、谚语，如果缺乏文学素养和艺术译能力，译者就会当场卡壳，这在高层翻译中是不容许发生的。而在较低层的外事翻译中，遇到更多的则是功效译性质的随机应变，并在交流双方间起协调润滑作用，假如中方主人偶有失言（包括说错对方姓名职务等的情况），对外事内行的译者也应把关改正或不译，避免尴尬失礼。有一次未能避免的尴尬使我印象深刻：外宾来自奥地利，中方主人不慎口误说成了“澳大利亚”，我当然不这样译，但人家不经翻译就已直接听出来了，并且反应道：“对不起，我们是个小国，真太小了。”

功效译的领域也非常庞大，其中自然含有艺术译和信息译成分。如品牌和广告翻译的文采，在当今世界已越来越重要；影视片名需要艺术译的精心制作（过多的陈词滥调已经让人不耐烦）；宣传和演说要在功效译引领下，把各型的翻译手段全部用上，一样都不能少；基本属于功效译范畴的还有大量非正式场合的口译，这也需要译员具有较广的知识面、各型翻译能力和应变能力。

这样，翻译三原色调配出了一个七彩缤纷的翻译世界，三原色一样都不可少，缺了一种，就调配不出绝大部分彩色来。哪怕你说红色在世界上占的比例很小吧，但如果调色板上缺了红色，你还有什么本事调色啊？整个彩色世界就黯然失色了。诗翻译（或广义的诗性翻译）就处于这样画龙点睛的位置。记得在我任翻译之职的五十年代，虽然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我的译诗成了罪名和批判的靶子，然而也正是我的译诗经验使我的外事翻译水平得到认可，在广州地区众多翻译人员中把我推上了外事第一线。高层外事翻译，缺乏文学素养是难以承担的。

雅各布森也对语言的诗性功能给予特别重视，他区分了语言六功能，但侧重的是指称功能和诗性功能两种，他指出：前者注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后者注重作为艺术品的语言自身。值得指出的是，功效译虽然承担的是促使功能，但在文字技巧上却少用祈使语气，而也非常依仗艺术手段、诗性功能（当然不是实质上而只是形式上，因为诗性功能只关注诗的自身价值，而功效型文本关注的是诗外的实用价值）。

美国诗人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有首著名的诗叫《诗艺》，诗结尾的警句是：“诗不应指义，而应存在。”（A poem should not mean / But be.）这句话用词非常简明，但许多读者和译者都弄不懂这句诗说的是什么意思。其实麦克利什这句诗正是在区分指称功能和诗性功能。“指义”就是用作指称工具，其价值指向诗外的“所指”；而“存在”则是诗的自身价值。

为了形象化，我给研究生讲解这个问题时，拿出两个小碟子来演示。两个碟子的形状相似，一个是我初来云大时，在校园旁的园北路菜市场上三角钱买的普通碟子，功能是餐桌上装酱油的；另一个是我在巴黎圣母院二十五个法郎买的彩绘碟子，合人民币三十多块钱，里面绘有巴黎圣母院图像，其功能指向这作为艺术品的碟子自身，也就是不再用它装酱油了。

雅各布森说语言有自身的色彩音响特性，如谐音、双关，以及（欧洲语言的）性、数、格等语法形态花样。这些色彩对传递信息的认知功能往往并没有多少意义，像我的第一个碟子里虽然有简朴的花样，但碟子的功能是作为载体装酱油，釉彩花样被酱油掩盖掉是不要紧的；而在诗性语言中，语言的色彩音响却参与塑造形象和情感，从而显得十分重要，遂对单纯语义翻译形成抗拒，像我的第二个碟子里的艺术图像抗拒装酱油。这就是常说信息型材料可译而诗性材料不可译的缘故。所谓“不可译”就是用信息译的方法译不出，因为信息就是“酱油”，信息译就是“把酱油倒出来”，而从我的第二个碟子里倒不出酱油来。

语言学派和某些主张直译的译家说：我承认你那个碟子上画了画，但是碟子作为装调料的容器，画点花改变不了它的本质，永远是作为载体第一，艺术第二。但是文艺派或风格译派说：这个碟子是艺术品，我这里艺术才是第一位的，你那点宝贝酱油嘛，远没有艺术品重要。你再瞧瞧，为了表明它的功能转型，这碟子配有一副黑漆支架，好把它侧过来摆放使画面朝外，这么一来你就不好装酱油了。

两个碟子之争代表着翻译界中语言学派和文艺派的基本分歧，其实反映的是翻译世界的多元性。

我认为，由于翻译世界的丰富多元，我们做翻译要多掌握几手色彩和笔墨。在调色板上最好要备齐三原色，并且善于调配，以便根据实际，画出色彩绚丽的景色来。

否则，不管什么对象都混为一谈，看作是同样的酱油，或一律按线性处理，或译成千面一色的灰度图，那岂不是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