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航诗海的老水手

书籍名:《译诗漫笔》作者：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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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四28：您先跟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成为诗歌翻译家或者媒体所称的“诗海水手”的吧。

飞白：说来故事就长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家父汪静之刚满二十岁时出版了新诗集《蕙的风》，因发出个性解放的呼声而遭到守旧派猛烈攻击，幸亏鲁迅等大师著文参加论战，驳斥卫道士，保护了青年诗人。鲁迅还教导家父说，写新诗要借鉴外国诗，要多读拜伦、雪莱、海涅等外国诗人的作品。可是据家父告诉我们，当时译成中文的外国诗没有几首，要学习外国诗必须学外文。于是他就离开浙江第一师范到上海去读英文学校，不料刚学了半年，我祖父因故破产了——祖父在黄山脚下的家乡做小本生意，每年春天收购全村茶农的茶叶到上海卖，回去后还茶钱。不想这年卖的全部茶叶钱被伙计卷款潜逃了，祖父很讲信用，借高利贷来还全村乡亲的茶钱，欠下一大笔债。对我爸的经济供应从此断绝，致使我爸半途而废未能学成。家父以鲁迅先生为恩师，他的任务没完成，始终念念不忘，于是便把鲁迅交代的任务传给了我，当我考浙大时他要我一定要报考外文系。

当然我父亲的用意是要我当诗人，但他的耳提面命造成了我的逆反，所以坚决不走“家传”诗人的路。这样，我对诗的爱好后来就导向译诗了。固然我参加革命队伍后，做的军事工作和诗翻译是八竿子打不着，最初译起诗来也颇为偶然。不过细想也属必然：诗海漂泊中每逢遇到好诗，总是想与人分享，所以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我译诗主要是从爱好出发，并不想给自己安上“使命感”之类的宏大话语，但鲁迅的教导和《摩罗诗力说》总是在暗中引导着我，与远方诗海的呼唤合而为一。

赵四：我感觉您是有真诗才的。您的诗歌翻译水准都很高。别的人可能是有一些诗作译得不错，但您是所有的诗作译得都可达上乘，而您又译了那么多，的确难得。这可能还是和出身诗人家门有些关系吧？

飞白：诗才可不敢当，至于家传的问题呢，我历来就独立性强，同时对我爸的诗也不太买账，不承认自己受到父亲什么影响。加之我爸的教育方法有点失败：他不是通过诗的魅力来感染子女，而是一味地作“万般皆下品，唯有写诗高”的说教，命我“立志当诗人”。结果我就暗自立志“此生决不当诗人”，这时我十二三岁。我小时候赶上抗日战争，随全家避难到后方，我爸初期找不到工作，生活压力大，曾经打我出气，所以我不服气他。小时候我妈教我的诗（如杜甫、岑参）我全会背，很对不起我爸的是他虽然也教过我几首唐诗，我却连一首也记不得。至于他自己的新诗，他自己也认为写得不好，不叫我看。尽管如此，不过冷静地想想，出生在诗人家庭总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起码在心理上会有较强的暗示。不知从何时起，我在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对诗的爱好。

赵四：“立志不当诗人”，真有意思。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立志翻译诗的呢？

飞白：我译诗从来没有“立志”，那只是冥冥之中引导和推动我的一种力量，但还要走很长的路才遇到译诗的契机。

小时候，由于战争而流浪四方，也由于我爸一向看不起学校教育，所以我的学历非常可怜，只在安徽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三年级）、在贵州上过三个月的中学（初一），除此之外我所学的只有自然这本大书，以及图书馆的杂书。这样，我是一个免受考试烦扰的幸运儿。我从九岁起自己看书，遇到生字怎么办？我妈是教师，但她没空也没必要给我一节节上课，只教会了我注音符号和查字典的方法，这样我就自己查着生字看书了。战争期间缺书怎么办？非常关键的一条是我爸当时在贵州就任了黄埔军校的图书馆主任，这样他每天下班就会带两本书回家来。后来我爸辞了军校工作，我家搬到重庆。在重庆我就上当时的国立图书馆看书，一看一天，中午买两个烧饼充饥。

我的学龄阶段就这样度过。抗战结束后一年，我们一家辗转回到杭州，我筹划考大学，我爸起初不大支持，因为他自己没上过大学也当教授。但我觉得为了走进社会还是需要读大学，我爸也终于同意。十六到十七岁这一年，我借了初高中全套教材，从头到尾像看小说那样连贯地读下去，做高考准备。——我觉得课本连着读挺好的，印象完整，感觉比断断续续上课好得多。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点内容值得花六年时间去学，当然其中的数学是需要做习题的。至于英语，我本来已能看书，现在看教材不过是了解一下内容而已，我备考没太顾及教材，倒是以主要精力翻译了一本英文版的显克微支长篇小说，翻译完去考浙大得了高分，还获得了四年学杂费、生活费全免的最高奖学金。这样，我1947年上了浙大外文系。

赵四：我很好奇，为什么您已经在浙大念书，可到1949年解放后又离开了浙大去参加革命，按说革命已经成功了，您为什么反而要去参军？

飞白：在当时的革命大潮中这非常自然。我父亲年轻时和应修人等好友同组湖畔诗社，他几位情同手足的好友（我的表叔们）都在三十年代为革命牺牲了。而四十年代又是学生运动高涨的年代，我一入学就碰上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的事件，简直不可能再埋头读书，我立刻卷入了学生运动。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我，在杭州解放后的暑假就自然地参加了杭州青年干校。但这还不是参军（假如我在杭州参军应该在三野，不会在四野）。参军是下一步的事。

1949年12月毛泽东到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取到苏联派专家来华，在各条战线全面援助中国建设。为此急需大批俄语翻译，但当时我国几乎没有学俄语的，于是决定在原来的革命干部学校华北大学（后改组为中国人民大学）办一个俄语专修班，动员全国各地外语系学生去北京学俄语。我就响应了，学了几天俄语后当军事翻译，这样我拐了一个弯而分配到了第四野战军。

赵四：您去当俄语翻译时学了多久俄语？

飞白：其实还没正规学习，就去当翻译了。我赶上参加了1950年人民大学的成立典礼，这时苏联派来了俄语教师，但各条战线的苏联专家也陆续来了。因为军事专家即将到达，要一批翻译应急，于是就从刚开课的人大俄文系五百名学生中选拔五十人，分派到各大军区和总部各军兵种，成为第一批俄语翻译。这时我们对俄语并非一点不懂，因为在华大俄专阶段虽以政治学习为主，也已有了俄语课：华大从哈尔滨找来一批俄罗斯人给我们当临时教师，他们原被称为“白俄”，是苏联十月革命时流亡国外的贵族的后代，已经大都沦落成了小贩，对教课很不内行。我们班的老师库兹涅佐夫的教学程序是这样的：发了两三行的课文讲义，他先带读几遍，然后就依次叫学生起来读。我们没基础，显然读不好，他每叫一位就叹息道：“斯拉贝”（真差劲）！接着摇头苦笑说：“尼却沃·涅戒拉耶什”（没辙了），最后决定：“奴蜡诺”（拉倒吧）并叫下一位。我别的没学到什么，对他反复使用的三句课堂用语却学得烂熟了，但其涵义却是以后才弄清楚的。后来俄语教授的正规课我没摊上，我掌握了这三句俄语就走上了翻译岗位。这时，尽管我的俄语“真差劲”，却不能因为“没辙了”，就说声“拉倒吧”了事。

我分配到四野司令部，四野后来南下成立广州军区。翻译的压力“山大”，我们这批人边干边学，非常努力，表现了共和国成立时的那种蓬勃朝气和革命热情。从基本不会俄语到可以顺利完成翻译任务，我只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赵四：三个月！太不可思议了。我只能认为，在语言学习能力方面，您天赋异禀！您这时从事的主要是军事翻译，那么还要走多久的路才会来到诗翻译上呢？

飞白：我开始做诗翻译，还得感谢和纪念一位难忘的人——广州军区苏联顾问团首席顾问乐维亚金将军。当时苏联顾问团的任务是帮助解放军从小米加步枪转型到飞机加坦克，并全面传授二战中苏德战场的现代化作战经验。乐维亚金来华前原任莫斯科军区副司令员兼军训部长，在二战时期，他先后任红军第10、第55、第88集团军司令，解放过（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等许多重要城市。二战最后阶段在西线参加布拉格战役后，他又被急调东线参加对日作战，指挥解放朝鲜战役。他说，日军的战斗力比不上德军，当时他因进展过快，已经看到了首尔城，于是他得到上级指示：“立即返回三八线。”

乐维亚金是红军初创时期的干部。我在与苏联将领们的大量接触中，感觉到列宁的部下和后来斯大林的部下作风不同：乐维亚金满怀国际主义的热情，把中国建军工作当作自己的事，而且为人朴实谦和，令人感佩；而斯大林部下的少壮派将领呢，却往往会显出大国主义，傲气凌人。乐维亚金身为中将，传授的主要是战术、战役学和现代化协同作战，但下部队时还与解放军战士一同摸爬滚打，做单兵示范动作，非常平易近人。我为他当翻译配合密切，译他传授的知识已非常熟练，有时还给他当当助手。他曾夸赞我说：“我在苏联有个司令部可用，在这里成了光杆司令，靠飞嘉（“飞嘉”是他对我的昵称）给我几乎起了一个司令部的作用。”当然，乐维亚金将军给我的帮助更大，除了军事上的传授外，还有生活上的关怀和文学上的启发，与我几乎成了“忘年交”。参加革命前他本是语文教师出身，常引用普希金的诗，见我有诗歌爱好，又将苏联卫国战争名著——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推荐给我，成了我走上译诗道路的契机。

我的译诗可谓“一触即发”，动力本来存在，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启动的契机。

赵四：我想您当时在部队工作一定很紧张，有业余时间可以译诗吗？

飞白：要说业余时间，不仅是没有，简直是个负数。因为那时的部队作息，除八小时训练（或机关工作）外，还有早上早操半小时，晚饭后种菜地半小时（驻在城里的机关能减掉这一项），晚上政治学习两小时，这样加起来就十一小时了，基本没给你留下自己活动的时间。何况翻译工作繁重，随顾问担任口译只是其中一项，每天还有许多文件材料需要双向笔译，我们翻译科生产出来的许多笔译稿又要交给我校改，所以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

此外，如果我挤点滴时间译诗，哪怕是在难得的休息日或休息时刻，也必然引起周围的批判，政治运动一来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政治压力之大超过了缺乏时间造成的困难。

赵四：您这一代人从事文学事业真是很不容易。但是作为我这一代人，还真的很难理解也很难想象，译诗有什么好批判的呢？他们能想象出些什么名目来批判它呢？

飞白：扣的帽子多得很，例如个人主义、脱离群众、不务正业、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中了丁玲“一本书主义”的毒、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等等，随便扣。当时在广州军区有我和杨德豫两人在译诗，两人都受到批判压制。德豫在军区报社工作，他就写了一篇《谁是谁非》的杂文为我辩护。他因提出“领导压制鸣放”被划右派，德豫是我最相知相投的好友，我们的遭遇也堪称难兄难弟。

我没有因压力而放弃，但尽量避免与大家对立。没有时间怎么办？在当翻译时和后来当参谋时，我主要都是管部队训练，所以下部队、跑野外是日常的事，常常人在途中。这样，乘车时间就成了我从事文学工作的最佳时间（在多数时候也是唯一时间）。乘军用吉普车在野外跑，车跳得很厉害，根本没法写字。碰上乘火车，条件就非常理想，所以我直到如今还留下一个固癖：写作和翻译都在乘火车时才进入最佳状态。目前我在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穿梭于云大和浙大之间，我基本都乘火车。早些年一趟车要坐两天三夜，有一次火车因事故晚点开了三天三夜，全车厢的旅客都怨声载道，只有我一点不烦。我正忙着写一到达杭州就要递交的论文《论风格译》呢！——那次我回杭州是参加全国文学翻译研讨会，中国译协委托浙江译协承办的，我不能不来。而我正为主编《世界诗库》忙得焦头烂额，只有上了火车才能静下心来构思论文。

但早年在部队那时，乘火车机会少，乘军用吉普多。所以我译诗的常规是：每天早上出发前看一眼原文诗，通常就两三小节，记住了就在车上翻译，既不占时间也不耽误工作。

赵四：早上出发前背几节诗在车上翻。您记忆力太强了。

飞白：年轻时记忆力好，看一遍暂记八行、十二行诗毫不费力，再经过途中咀嚼口译，就记熟了。倒不是有意去背它，当我译完《焦尔金》时，我能熟背全书。这部诗我自己喜欢，战士们也喜欢。因为它很真切地、人性化地表现了战争的严酷和战士的精神，完全不像我们流行的标语口号式诗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是苏联文坛改革派的领袖，他主编的《新世界》成为改革派的旗帜，当时他提出“写真实”等主张，连累得我国一批青年作家被打成右派。

我每天出门后，就在乘车途中念念有词地“口译”，直到念顺口了才罢休。长诗《瓦西里·焦尔金》就是以每天八至十二行的均速译出的。由于全属口译，结果译文朗朗上口，与这部原本在前线小报上连载而传遍红军战壕的“战士的诗”风格合拍，出版后大受欢迎。

赵四：这部诗您译完就出版了？

飞白：我是无名小卒，《焦尔金》是我译的第一本书，并不知如何才能出版。凑巧有一位《解放军文艺》的编辑下部队来到370团，发现了我正在做的事，便把我的译稿要了去，打算用十二期刊物全文连载。但他不久就听说已有翻译家在译这本书，就不敢连载了（怕载了一半人家的书出来，他无法收场）。于是好心地把我的稿子推荐给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当时叫新文艺出版社。没料想新文艺接稿的编辑，恰恰就是刚动手翻译《焦尔金》的那位翻译家。他就留下我的译稿参考了一年，等他的译本译完出版之后，便把我的稿子寄还给我了，没作说明。

对此我也不知道生气，我是小兵，有翻译家来译介好书使我很欣慰。但两三个月后看到他的译本却使我大失所望。因为《焦尔金》原诗的语言完全是战士风格，生活气息很浓，他的译文却是一派书生腔，散文化；红军战士跟我们解放军说话应该是同样味道的，他的译本却管连长叫“长官”，管战士叫“士兵弟兄们”，全是国民党军的一套，总之是风格整个儿不像。我不是说他的坏话，我对他很尊重的（多年后我上译文社，听说他身体不好还专诚去探望过），但是我想，既然我的译本风格和他压根儿不同，就可以暂不作废，还应该争取出版。

当时有资格出外国文学书的出版社很少。人民文学出版社呢我没敢去，觉得那是大衙门，我想中国青年出版社大概不至于贬斥我这种二十五六岁的小青年，趁出差北京之便，就带着那部退稿直接登了门。接待我的编辑是陈斯庸，他才浏览两页，就拍案叫好说：“行！我们给你出，而且用最快的速度。”我们当场商量细节，设计封面，决定把这本“战士的书”做成可放进口袋的袖珍本。三个月后书出来了，反应热烈，《文艺报》请田间写了一个整版一万多字的专文评介，共青团中央决定向全国青年推荐，郭小川赴苏联开会特别向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介绍我的译本，并告诉我：赶快给作者题赠一本。

此后全国向我约稿，我的译诗也就停不下来了，当然除“文革”十年以外。

赵四：“飞白”是您的本名还是笔名？而且，要不是特别查找资料，很难想象，您和汪静之先生是父子关系。

飞白：我用“飞白”为笔名而省略汪姓，本就有摆脱家门的意思。本名和笔名呢二者都是。“飞白”是我十七岁时为报考大学而自取的名字。为什么我能自取名字呢？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出生证和户口制度。小时候，我妈叫我阿波，我爸叫我瀑落，都是诗意的名字。“阿波”意指波德莱尔，象征派的鼻祖，因为二十年代我爸妈都怀着“五四”退潮后深深的忧伤苦闷，爱波德莱尔的诗。“瀑落”则谐音普罗文学，受他诗友们的左翼影响，我爸有革命情结，努力想写宏大革命主题但未成功。他很天真，不觉得崇尚波德莱尔与崇尚普罗文学有什么矛盾。

抗战年代我在我爸原籍上小学，用的学名是“志波”（按族谱我属“志”字辈），这倒暗合了我日后远航诗海的方向。但由于这些名字都没有在户口备案，我考大学又是考同等学力，没有高中档案的延续性，于是我有了为自己命名的难得自由。

我不想给自己贴象征派或无产阶级等符码，而起了个空灵的名字“飞白”，同时也是笔名。按中国美学的解释，飞白就是有意地留出空白。我心目中的诗是宽泛的，诗的本质不是要把纸涂满，而是要留出空白，留出心灵的自由空间。这名字倒得到了我爸认可，但见我发表文章省略汪姓时，我爸不高兴了，他说：“真是无政府主义！废姓是无政府主义主张，巴金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我就辩解说：飞白的意象里已经包含“汪”姓的水了！波也好，瀑也好，诗海也好，不都呈现浪花飞沫么？

赵四：其实看静之先生的著作，除写诗外，也有小说、诗论等多种著述，而您一生则一头扎进诗海，甘当一名译诗的老水手，您没有创作自己作品的意愿吗？

飞白：自己的著述还是有一些的，我会把历来讲授的理论课（比较诗学和翻译学）讲稿整理出来，但性质是诗性叙述，而不同于理论家的书。

写诗呢，“立志不做诗人”我是说到做到的。虽是少年负气之词，但日后也觉得做得没错：首先，诗人虽与木匠相似，却不能家传；其次，写诗的人够多的了，少了我不缺什么；第三，我译的诗基本都是世界一流的，自知差距很大，不如不写，而把能力发挥在译诗上。自《摩罗诗力说》到八十年代初，我国翻译的外国名诗还超不出鲁迅推介的范围，所以我觉得开阔视野已是当务之急。这是我在“文革”结束后乘开放的东风突破禁区，把视野推向诗海的缘由。

至于写不写小说，我有过一番考虑。因为我有另样的经历，已有无数人建议我写自传体小说。我回答说：我写小说材料倒很多，七天七夜说不完，够写自传体三部曲的。但可惜都被人“占了先”：第一部写出来就成了《小约翰》，第二部写出来成了《基督山伯爵》，第三部则成了《老人与海》。我若再写，别人会怀疑我涉嫌抄袭了。再说，与其拉住行人来听老水手絮絮叨叨讲述惊悚往事，我觉得还不如随心漂泊于诗海美景。

赵四：您既从事诗歌翻译，又教翻译学课程，一定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您能跟我们具体谈谈吗？

飞白：我已写过许多文章阐述我的翻译主张，而在诗翻译方面的核心观点就是“风格译”。瓦莱里说散文是走路，诗是跳舞。走路首要的是实用目的，风格可以是次要的；但跳舞却是艺术，因此风格（风姿）就高于一切了。鲁迅主张翻译要“保存原作的风姿”，我认为这在诗翻译中尤其重要。诗译者如同演员，应当演什么角色就像什么角色，而不应当演什么角色都只像他自己。

“文革”结束后，外国诗的禁区逐渐解冻。我回到学校后就开设了“世界诗歌史”、“现代诗”、“世界名诗选读”等课程，开始了面向世界的开放和译介。这是八十年代初的“破冰之旅”，要为过去受批判遭贬斥的外国名诗正名，我第一步就译介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法国波德莱尔与象征派、俄国白银时代的重要诗人。这些诗人风格迥异，为了传达其千姿百态的风格，翻译得使出十八般武艺。在《论风格译》的论文中，我曾这样举例说明正确把握诗人风格的重要性：“天穹一片昏沉，古铜凝着夜紫。恍惚见月华生，恍惚见月魄死。”译魏尔伦时，我这样模拟他忧伤朦胧的歌吟。但假如抛弃他的独特风格，而对他作一般的口语化处理呢，也很可以译成这样：“这铜打的天空，简直是黑咕隆咚。刚瞧着月亮还活，马上又给它送终。”意思一点儿没错，但魏尔伦却变成山东快书了。

当然翻译界更常见的，是不论译哪位诗人都千人一面，一派书生腔、翻译腔，或曰零风格。

赵四：现在大家都喜欢说诗人译诗，但译出来的很多都是诗人自己的风格，如果那称得上风格的话。您翻译《瓦西里·焦尔金》是靠机缘，出《诗海》是使命感使然？据说您编《世界诗库》的时候，从十五种原文翻译诗歌。是不是学通了几门各语系的典型语种之后，再学其他的就很快了？

飞白：欧洲语言主要是三大语族，我以英法俄三语种为基点，多少可触类旁通。我结识外国诗人，喜欢请他们教读一两首诗，这样我就学到他这个语种的发音规律了。学语种多了以后，我模仿新的发音不再有困难，可以朗诵得很到位。语法呢一般也可举一反三。所以我并非如有的传媒形容的那样“精通多少种外语”，我只是一名诗海水手，a Jack of all trades（或曰“三脚猫”），样样会一点，精通呢大都谈不上。

赵四：您跟我们谈谈《诗海》的成书以及出版故事吧。这本书，主要是现代卷，在我自己的诗人成长道路上是非常重要的，在此之前，我好像没有读到过什么能打动我的翻译诗歌，但是这本书中的很多译诗读了都让我心有所动。传统卷，则因为我天生的现代诗人倾向，当时读起来除了一些远古诗作和一些民歌民谣及个别大诗人外，好像能打动我的东西不太多。这可能跟现代诗歌的写作，总体上的“创造机制”具有内在防御攻略，会蓄意谋求在效果上超越先辈以造成“居先错觉”有关。当然，这一类理论话语说不说无所谓，我们只要知道诗人就是一些本性好奇、不断求新求变的人群就好了。

飞白：《诗海》是我八十年代中期给研究生上课的讲稿，当时原文资料缺乏，每周都要临时找材料现炒现卖。英语以外各语种的资料就更为稀缺。我让学校图书馆订购，图书馆倒很帮忙，让我自填订单，但好不容易等来一些进口书时，我这一届的研究生课已上完了（下一届我赴美国交流）。漓江社总编刘硕良要拿我的讲稿去出版，我说很不成熟，还要整理补充，他说我看你根本不会有时间整理。结果就匆匆给他了，不过我还得加些插图，那时没有因特网，我跑了几家美术学院，说尽好话，想尽办法，进书库去翻查了海量的画册，才为《诗海》配上一批合适的插图。刘硕良表扬我说：“我看呀，没一个诗人能找出你这些画，也没一个画家能写出你这些说明。”

赵四：的确效果很好。图、文、诗、书有浑然一体的感觉。整个书一看就不俗，有灵气，通透，浅易亲民，完全没有故弄玄虚的东西。我觉得它很适合做诗教教材，从初中生到研究生读都可以。现在我们已经懂得学校教育要重视人文教育，诗教是重要的，但又完全没有适合的教材，我觉得这本书就完全可以在学校教育系统大力推广，三十年后的现在读起来还是一点没有过时感，好的文学一定是跨越时代的。教人也得教人以这样的好东西，免得有些课本老拿些非诗、劣诗，拿那些贬低年轻人智慧的东西终于教坏了人的口味。一个人没有创造力都没多大关系，口味差了可就万劫不复了。

飞白：谢谢你的评价。读者要求重版《诗海》呼声很高，出版者也有此考虑，但我不同意原样重版。再说，现在的读者和八十年代已经不同，考虑当今读者的情况，也要在不使口味低俗化的前提下对《诗海》作一番更新。

赵四：您考虑的是哪些方面的更新呢？

飞白：首先，当年匆忙备课而资源短缺，经过在美国和在云大执教的二十年，我读了译了很多诗，选择余地大得多了，所以诗的选目会有较大更新。《诗海》本是授课记录，副题就是《世界诗歌史纲》，但授课以诗歌史和思潮流派为体系实在是不得已之举，我当时在前言中已经提到：每个真正的诗人都是他“自己”而非“类型”，把诗人纳入潮流和主义有牵强之嫌。所以新《诗海》打算摆脱“史纲”，不再追求体系和各方平衡，从而增加诗海漫游的情趣。新《诗海》也将略去多语种的外文原文，但仍将对诗人和诗撰写述评与解读，撰文数量不少于“史纲版”。同时还会进一步发扬“史纲版”图文并茂的特色。

现在的读者对多种外文不感兴趣，但学英语的比那时多得多。为满足对英语感兴趣的读者需要，我也考虑在“诗海系列”里再编一套《诗海》“英汉对照版”，我已译了为数不少中国诗和外国诗的英文文本。

这个计划有点大。老人出海，一不小心就容易跑得太远，有“超越西方星斗的浴场”的味道。但漂泊到哪儿算哪儿不是最惬意的吗？就依仗天假以年了。

赵四：期待早日看到新《诗海》的出版。最后，您再跟我们谈谈您的诗歌观吧。

飞白：我对诗的理解是宏观的：要问诗是从哪里来的，等于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语言与诗，和人一同发生，一起生长。

我给学生讲的诗歌史比较长，是从地球史的开端讲起的。为了形象化，虚拟用长度为一年（日夜不停）的电视片来演示四十六亿年的地球史。以地球诞生为元旦，那么要到十一月十九日才发生寒武纪物种大爆炸的大事件，而人这个物种则迟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八点钟，才怯生生地登上除夕晚会的舞台。也许是来充当主持人吧，可是这时的他“真差劲”！结结巴巴地凑合到十一点五十五分，他才终于成长为符号动物。这时（大约四万年前）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语言符号化。人终于一展口才，能自如地主持了，而晚会进入了五分钟倒计时。

子夜将临，倒计时还剩最后半分钟时，语言符号化走出了重要的第二步——文字的发明。语言从此能够记载，文化从此能积累和传播，借助于此，人造出一个意义世界，这是又一个改变地球的大事件。但结果是福是祸还难以逆料：由于意义芜杂，人改变地球正在导致物种大灭绝。

此刻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在无比迫促的最后半分钟里，绽放出了意义之花：

倒计时三十秒！从太空中忽然看见尼罗河边出现了金字塔，而金字塔内彩绘的是《亡灵书》——用符号和符咒绘成的人类最早的诗集。

二十秒！我们看见荷马在爱琴海边行吟。

十五秒！我们看见屈原在汨罗江畔行吟。

十秒！我们看见迦梨陀娑在恒河边行吟。

五秒！我们看见但丁在亚德里亚海边行吟。

三秒！我们看见莎士比亚在泰晤士河畔行吟。

一秒！我们看见波德莱尔在塞纳河畔行吟。

紧接着子夜的钟声轰然敲响，而我们在这里思索：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往何处去？

我在1990年吉隆坡世界诗歌节的发言中这样说：

一切存在物存在着，仅仅因为它们存在着；唯有人这种存在物，存在着，却不满足于他的存在，偏要执拗地问“为什么？”于是世世代代的人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上寻找意义，寻找的涓涓细流汇成了诗海——人的意义世界。

我们栖居的陆地紧邻着诗海，诗海与人同生存共命运。

千水百川把陆地的盐分冲洗入海，使得诗海如此苦涩，但仍然，我们靠诗海滋润着这拥挤而干旱的、红尘滚滚的陆地。

飞白，全名汪飞白，1929年生于杭州。1949年未待从浙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即参加革命工作，历任第四野战军／广州军区军事兼外事翻译、训练参谋、训练科长及某部政委等职。在军区报社任职期间遭遇“文革”，遭秘密逮捕，“文革”后期复出后致力于平反部队冤假错案。1980年辞军职回校，任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美国尔赛纳斯学院（Ursinus College）英文系客座教授、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开设“世界名诗选讲”、“世界诗歌史”、“现代外国诗”、“比较诗学和文化”、“翻译学”等课程。

飞白在繁重的军务间和教学中，长期不懈地致力于世界诗歌名著的研究译介，以视野广阔著称。有《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上下卷）、《诗海游踪：中西诗比较讲稿》、《古罗马诗选》、《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法国名家诗选》、《马雅可夫斯基诗选》、《勃朗宁诗选》、《哈代诗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上下卷）等著译二十五卷，主编《世界诗库》（十卷）、《汪静之文集》、《世界名诗鉴赏辞典》等编著十九卷，参与《世界诗库》中拉丁文及英法西俄荷等十余个语种的诗翻译和评介。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特别奖等主要奖项十余种及国务院颁发给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