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玛开俨的知音——论《鲁拜集》的英译与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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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过了！我的惆怅好像是奥玛开俨在六月过后所感到的。这里的玫瑰开了——又谢了——花事之盛甚至也像在波斯似的。我还是在杰德斯顿，还是在一面敞亮的窗前看奥玛，这窗外映进来的风景比你那里的要绿些。52

以上是费滋杰罗（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给他的朋友，也是教过他波斯文的老师考韦尔（Edward Byles Cowell, 1826–1903）的一封信中的几句话。是的，我在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位十九世纪在英国翻译《鲁拜集》（The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中之诗的费滋杰罗，而奥玛开俨（Omar Khayyám, 1048–1131）也正是十一世纪在波斯写《鲁拜集》中之诗的那位作者。53信中所描画的情景，好像是昨天发生的邻舍家常；当然不是近在咫尺的比邻，而是海角天涯的波斯；当然也不是昨日，而是相距已七八百年了。

《鲁拜集》的创作、翻译与传遍全世界是人类最磅礡、最峥嵘而又最奇异的现象。我们在欣赏艳如花朵、明如露珠的鲁拜诗句之同时，不免想追溯一下作者、译者与读者间的故事；遂恍然发现这是一串奥玛开俨的知音的故事。他的知音相隔几万里，相间近千年，他们的诗歌竟成了响彻于大地的山鸣谷应的唱和，绵延在历史中海雨天风的交响。

一

奥玛开俨十一世纪上半叶生于波斯东部的尼霞堡（Naishápúr）。54现在的波斯人公认他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及诗人。可是与他同时代的人所知道的，只是他身为学者与科学家的一面。他用波斯文，也用阿拉伯文写过代数专著，作过天文图表，更为苏丹命为天官考订过历法。现藏于列顿的手抄本是他论“欧基里得原理”的困难的，存于慕尼黑的手抄本则是论其他数学问题的。还有论金与银的比重的，论各国气候差异的原因的。还有一些形上学的文章，论存有、存在与责任的。55

可是一直到他死后三四十年，他的诗才有几首出现在手抄本里，但没有附上名字。首先认可他为诗人的手抄本，所附上的诗却又是阿拉伯文写的，不是波斯文。到了十三世纪初，才有书开始引他的波斯诗。

在他身前身后，整个十一、十二世纪，没有一本书记载他所写的任何一首诗。十三世纪的也只是零星的一二首。十四世纪中叶以降，越来越多的手抄本转录他的诗，有的十几首，有的二三十首，而最多的是十五世纪的手抄本，竟多至五百多首。

费滋杰罗生于一八〇九年，是剑桥的三一书院出身。56在他四十三岁时，也就是一八五二年，从考韦尔于牛津研习波斯文。一八五六年考韦尔在牛津大学的波德里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发现一堆未经著录的材料，其中一部一四六零年的波斯文手抄本包含了奥玛开俨一百五十八首四行诗，以紫色的墨水写在黄地洒金的纸上。他就誊录了一份给费氏。之后他离开英国到加尔各答的梵文学院当校长，一八六七年返回剑桥大学任梵文教授。

一八八三年六月十四日，费滋杰罗在睡梦中长眠。一八八四年十月八日，《伦敦新闻画报》的辛普森到了波斯尼霞堡，奥玛开俨的墓地去凭吊。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出版《鲁拜集》的夸瑞契（Bernard Quaritch, 1819–1899）：

沿着奥玛开俨墓前平台的边缘，是玫瑰花丛。花季已过，没有玫瑰了，但还有些种子留在枝头。我取了一些，还有叶子——随信附上；我希望这玫瑰在英格兰也可以栽种，也可有花开。57

种子在英格兰的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s）种下了，蓊蓊郁郁，长成一片美丽的玫瑰花丛。一八九二年一群奥玛迷在英国成立了“奥玛开俨诗迷会”。因费氏初版的发行日期是一八五九年，而将会员人数限定为五十九人，选出四年后第一位将奥玛诗译成英文散文的麦卡尼（Justin Huntly McCarthy, 1859–1936）为主席。一八九三年，诗会从皇家植物园带来了两棵小波斯玫瑰，栽种在奥玛诗的大译家——费滋杰罗在博尔吉教会墓园的坟前。一八九四年，六月号的《皇家植物园学报》（Kew Bulletin）告诉大家：花开了。58

二

音译“鲁拜”（Rubai）这个词，波斯原文就是四行诗的意思。59有时四行全部押韵，有时第三行不押，很像中国的绝句。不过绝句是遵守字数与平仄的规则，“鲁拜”则要受音节和重音的限制。60这些四行短诗，看起来都是互不相属的独立诗篇，但记一种感觉，一束思绪，一缕情怀；是不为发表的漫兴之作。费滋杰罗在得到考韦尔为他手抄的波斯文鲁拜诗时，沉吟其间，居然看出了一些内在的脉络：全部诗篇似乎长绕着酒与爱、死与生、悲与喜几个主题。他就从这些有如绝句般的四行诗里，整理出七十五首来。始于苏丹塔楼上的晨曦，终于草地上散落如星光的宾客，恰是一日。如此，这中间好像就有了某种牵萦，某种连续，成为一本相当完整的诗集。

一八五八年他写信给考韦尔，说：

我的译诗也许会使你感兴趣，不仅由于诗的特有形式，也由于好多方面的细节，我完全不照字面上的意义去解释；而把许多诗捣碎后又揉到一起。我怀疑奥玛的那种简净有些是丢失了，而简净正是他的诗的好处。可是这些译诗也只能是这样了。61

在这一年中他挑了三十五首译诗送去《弗雷瑟杂志》（Fraser's Magazine），等了一年并无消息，于是他就自资将这七十五首诗付梓了，四开本的二十四页小册，以绝不招摇的褐色纸作封面，在上印着这样的字句：

字和纸是寒伧已极的装扮

而这赤贫的外衣掩不住诗的华美62

书名很长：波斯的天文学家诗人，奥玛开俨的鲁拜集，译成了英文诗。书上并没有译者的名字，只有出版商的名字：夸瑞契。一八五九年四月廿七日，费滋杰罗给考韦尔的信如此写道：

我几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印这些并无人买的诗集，现在也几乎看不到我分别送赠诗集的那几个人了。一个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所能做的，而也确知这“最”比很多人甘愿尽的力要大，虽然离可能达到的“最”好还很遥远，此人是想以刊印来为这事做一结束。我想很少人会像我这样呕心沥血地费这么大劲来翻译，虽然我并未按照字面去推敲。无论如何，译本一定要有生命：就算不能尽存原来的精神，译作也要以转化过来的较差的生命而存在。宁为活麻雀，不做死老鹰。63

他又说：

这是一种非要表达出来不可的一些东西，它久沉于每个爱思爱想的人之心底，它是蓄势待发的乐音。64

这终于激发而出的音乐，费滋杰罗印了二百五十本，定价一先令一册。他保留了四十本，一些给了考韦尔，又给了好友邓恩（W. B. Donne, 1807–1882），以及散文家博罗（Burrow）。其余的就送给了书商兼出版商的夸瑞契。诗集在架子上枯坐苦等了将近两年，无人问津，最后落到一便士一本的廉价书堆中，仍是缺乏青睐。谁也不会想到《鲁拜集》后来成了畅销书。一九二九美国经济大恐慌的那年，初版《鲁拜集》卖到了八千美金一本，在伦敦的卖价更高到一千四百一十镑。

奥玛开俨等了七百多年才等到认识他创作的费滋杰罗；而费滋杰罗的译本亦在黯淡的廉价书箱子里盼到他的知音，有诗人罗赛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与史文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还有诗人画家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以及《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名插画家辛普森（William Simpson, 1823–1899）。因为他们的欣赏，这些诗集才没有成为废纸；也因为他们的推荐，使人注意到由波斯文译过来的诗，竟然美到如此；只是不知道译者是谁。65

一八六八年第二版发行了，《鲁拜集》中的诗增加到一百一十首。一八七二年以及一八七九年，第三版、第四版也发行了，诗却减到一百零一首。一八八三年他去世后，他的朋友在一锡罐里找到一本第四版的《鲁拜集》，上面又有了新的改动。这就是一八八九年出版的第五版的蓝图，也是最后一版。费滋杰罗的名字第一次以译者的身份，出现在《鲁拜集》上。费滋杰罗一直以为加上自己的名字就是显示自己的重要，这不啻使并不古怪的波斯诗人变得“古怪”（transmogrification）起来，译者又有什么重要可言！66

二十七年中费氏五易其稿，除了译诗数目的多寡以外，次第、语句、标点、字母的大写或小写，都做过不少修改。音韵方面更是从英诗的抑扬音步中寻求某种规律。67从五版《鲁拜集》的印行，可以看出鲁拜诗的翻译是费滋杰罗一生中从未停止的工作。为了整本诗集的完美以及每一首诗的圆融，他这译者好像作者，删了又改，改了又删。或整首意译原诗，或自己加以补写；或将二首之意并为一诗，或把补写部分与原诗凝成一片。五版的相异之处所反映的是费氏的剪裁工夫。他使悲喜更替的波斯诗歌转化成完整连续的文学作品。有人说这样的译诗实同费氏自作，不是奥玛。费氏好像在静思与冥想当中，从如丝如藤的文字与音韵里面，捕捉到异国诗人在另一时空里缥缈的私语，触到了他的灵魂。

伊朗学者卡斯拉（Parichehr Kasra）认为费氏以精致代替了原来的简净，但费氏的译诗本身也是英诗的杰作。68事实上费滋杰罗并不是第一个把奥玛诗译成英文的，在他之前已有些散译存在；但的确是由于他的译作，七个世纪以来茫昧无知于奥玛存在的英国文学，如今却永远进入了世界文学庄严华美的殿堂。没有费滋杰罗，奥玛开俨之为世界诗人不知还要等待多久。因了他的译诗，世人忽而进入了另一幽邃的境界。也由于译诗的作风，但求义确而不牵就字眼，因此吸引了更多学者兴致高昂地一译再译起来。于是既有译成诗的，也有译成散文的。69卡斯拉是这些译者当中唯一由波斯诗译成英文散文的波斯人，也就是现在的伊朗人。

卡译散文在形式上完全抛弃了四行诗的结构，以第六十三首为例，见其散文的笔法：

Alas that the letter of youth is folded and that fresh spring of life is turned to winter. That bird of joy whose name was youth – woe, I know not when it came, nor when it went.

原诗也是初版费译的第七十二首，五版费译的第九十六首：

Alas, that Spring should vanish with the Rose!

That Youth's sweet-scented Manuscript should close!

The Nightingale that in the Branches sang,

Ah, whence, and whither flown again, who knows!

就以译诗而言，卡斯拉认为无人堪与费氏媲美；但就散文而言，因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媒介，散文虽然失去了成为好诗的韵律与音乐，但更有可能顾到原诗的含义。卡斯拉的这种看法自然也是言之成理。可是每当我把同一首诗之两种译法加以比较时，立刻可以见到费译的晶莹圆润，有时甚至是剔透玲珑，而卡斯拉所译的很像泥塑：虽眉目俱在，终究无神。70

译者与作者的关系究竟如何？费滋杰罗在其他著作中提到这个问题时，他认为，译者应以自己的语言再创原作的灵与肉，最好的方法是尽力保留作者精神的意译，也可以说是文学的灵魂转生。71费滋杰罗与《鲁拜集》的关系，或者说与奥玛开俨的关系，似乎是一种神秘的因缘。费滋杰罗的双亲都来自爱尔兰，自称是十一世纪诺曼武士的后裔。古爱尔兰之名的“Erin”与伊朗之名的“Iran”，在早期现代人种学的研究上是可以互相代换的名词。所以有人说这层奇妙的关系可能吸引他先学波斯文，后念波斯诗。而英译《鲁拜集》中的奥玛开俨似乎也就有了双重的爱尔兰血统。72费滋杰罗所成就的，事实上是带有原诗真味的英文诗，使他仅凭译作而名留诗史。他们二人的契合就如大西洋彼岸美国诗人罗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1891）的比喻：费滋杰罗是以英格兰的丝线串起了波斯湾的珍珠。73

有人把费译《鲁拜集》喻为希腊悲剧中众人悲哀的合唱；或《旧约圣经》里乔布孤独的吶喊；或安纳克里昂（Anacreon）颂赞美人与爱情时狂放的饮酒高歌。更有人比之为波斯的《传道书》，万事归于空寂：世人的野心终将化为尘埃。生命是无状的零件所凑出的无聊的游戏。只是不管是逆境，还是绝境，费译的每一首诗都隐隐流泻出一种愉悦的调子。74而身为读者，诗的内容不论你赞同与否，都只有在此魔咒般悠扬的音乐中去醉、去睡，甚至去死。哈代在临终前，特别要人念一首鲁拜诗给他听。哈代所要求念的，就是《费译鲁拜集》第八十一首：

Oh Thou, who Man of baser Earth didst make,

And ev'n with Paradise devise the Snake:

For all the Sin wherewith the Face of Man

Is blacken'd – Man's forgiveness give – and take!75

下面是我的翻译：

噢，是你用又烂又贱的土造出人来，

却又在乐园中把蛇放进；用意何在？

你以所有的罪把人类的脸都涂污抹黑——

众人既宽恕了你的矛盾——你也宽恕众人，岂不应该！

三

一九一九，五四运动那一年的二月廿八日，胡适之（1891–1962）根据二版费氏英译将第一百零八首译了出来，并且起了个名，叫“希望”，收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出版的《尝试集》中。一九八六年远流出版公司印行的《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七册《尝试集》中有一首诗《希望》（109），即为二版莪默诗第一百〇八首：

Ah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Fate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 – 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胡译如下：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胡涂世界一齐都打破，

再磨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

而第二十八册《尝试后集》中亦收有一文：《译莪默（Omar Khayyám）诗两首》，其中也包括了这一首（页126—127），但却题为一九二八年八月廿一日译，且有异文，大概是他后来译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戒酒》时，见其所引的莪默诗，又再修改自己原来的翻译：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糟糕世界一齐都打破，

再团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

把世界重新造过！

但是第一位将费氏英译正式介绍到中国来的却是郭沫若（1892—1978）。他将第四版的奥玛译诗一百零一首，全数译成中文，刊登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海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中。一九二四年元旦，发行单行本，题名曰：《鲁拜集》，为创造社《辛夷小丛书》第四种。76

郭译本在文人圈中颇引起一些回响。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闻一多（1899–1946）写了一篇文章：《莪默伽亚谟之绝句》，相当仔细地为郭译订误、总评，同时提出“怎样读莪默”的见解。这篇文章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刊出时，还附上了成仿吾的看法以及郭沫若的答复。77胡适之所译的二版第一百〇八首，实为四版的第九十九首。闻一多批评了胡译，也批评了郭译。他说胡：“虽过于自由，毫未依傍原文，然而精神尚在。”批评郭译，则直指为误译。78一九二四年徐志摩（1896–1931）又就费译的这一首诗在《晨报副刊》上讨论起胡适的那一篇翻译来，同时他自己也译了一遍。徐译如下：

爱啊！假如你我能勾着运神谋反，

一把抓住了这整个儿“寒尘”的世界，

我们还不趁机会把他完全捣烂——

再来按我们的心愿，改造他一个痛快？

徐说那是胡适最得意的一首译诗，也是他诗里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但却评曰：“适之那首莪默，未始不可上口，但那是胡适。不是莪默。”79此外，朱湘（1904–1933）也译了十五首。80一九四二年侨居马尼拉的施颖洲据费译本翻出十二首诗；81一九四四年李霁野（1904–1997）在四川白沙时亦用五七言绝句译出了初版《费译鲁拜集》的全本七十五首诗。82五十年代在台湾，先后出版了黄克孙（一九五六）83与孟祥森（一九五九）84两个完整的译本。黄氏根据的主要是费氏的第五版英译，并参考了费氏初版及其他的散文英译本。孟氏根据的则是费氏第四版英译，与郭沫若的本子相同。

现在举四版费译第七十二首为例，看看郭沫若与孟祥森的译文：

And that inverted Bowl they call the Sky,

Whereunder crawling coop'd we live and die,

Lift not your hands to It for help – for It

As impotently rolls as you or I.85

郭译：

人称说天宇是个覆盆，

我们匍匐着在此生死，

莫用举手去求他哀怜——

他之不能动移犹如我你。86

孟译：

这个翻覆的碗我们称之为天空，

在其下我们匍匐生活或消逝无踪；

不要伸举你的手向它求助，

因为它移动如同你我一样无能。87

郭译与孟译都不太可读。就以最后两句而言，郭译的“莫用举手”，文法上只能说“莫举手”或“莫用手”，而尾句的节奏六、四一停，前长后短，一路念下来，根本顿不住。再看孟译的“不要伸举你的手”；伸与举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是平行向前伸呢，还是垂直向上举呢？这是连起码的修辞工夫都没有，遑论炼字锻句了。至于前之“移动”，与后之“无能”，既移动了，就不能称无能罢！这两人的翻译可以说只是凑字，与诗无干，也就不必多谈了。

黄克孙的译作所据的是第五版。而第五版与第四版有一字之差，也就是第四行的“rolls”变成了“moves”：

And that inverted Bowl they call the Sky,

Whereunder crawling coop'd we live and die,

Lift not your hands to It for help – for It

As impotently moves as you or I.88

黄将费氏的四行诗，译成中国的七言绝句：

浑圆天盖碧深沉，

月运星移古至今。

莫向苍天求解脱，

苍天旋转不由心。89

黄克孙称他自己的七绝译法叫做衍译。所谓衍译，自然不是字面上的直译，而是离题不远、大致不差的意译。我们也许可以解释为：黄氏的衍译类似费氏的英译。从这个角度看来，黄的七绝译法，意象优美，音韵和谐，虽然在深度上较费译的英诗差些，但本身仍是很好的诗。

且举费译第二十四首为例（李译第二首）：

劝君且尽欢，黄土待君眠；

黄土一朝覆，永无歌酒弦。

再比之以在其后所出的黄克孙译本：

时恐秋霜零草莽，韶华一旦随花葬。

微尘身世化微尘，无酒无歌无梦想。

高下立见。

自四十多年前，启明书局出版的小书渐渐湮没无闻，可是总有读者打听黄译《鲁拜集》，更有传抄整本诗册的，出版家苏正隆在多方寻访后，于一九八七年重出黄译《鲁拜集》。90十年以后，陈之藩（1925–2012）在他所写《时空之海》一书的序里，也把这第七十二首诗译了出来。不是绝句的形式，而是又改回了用白话：

这个翻过来的大碗，我们把它叫做天，

我们生在它下面，死在它下面，

不要向它求饶、乞助与呼喊，

因为它也像我们一样的无能，一样的可怜！91

更耐人寻味的是：奥玛开俨、黄克孙及陈之藩都是科学家，不是研究方程式，就是研究几何图形。他们全都爱诗，且又均能作诗。只就此一诗而论，陈译传达出来的，不仅是费译的美，而且是力。把天之无情与人之绝望如此自然地吟哦出来，的是佳译。陈氏似乎只译了这么一首，但亦无损其为鲁拜诗的知音，是奥玛开俨的，也是费滋杰罗的。

陈之藩是科学家，他也是出身剑桥。黄克孙则系生于广西荷城，从很小就移民到菲律宾的华侨。92他是研究统计力学的科学家，大教授。所谓大教授也者，就是在开课的教室中常有同校的其他教授在旁听。他曾与当时在耶鲁的吴讷孙、在纽约的唐德刚组织“白马文艺社”，写写旧诗词。93他二十多岁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物理博士学位后，又留校执教。这三位科学家之间，必有些什么样的灵犀相通；还是科学与诗之间，又有些什么样的玄机相接呢？

黄克孙在一九九三年版的序中说，奥玛开俨的诗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数理学者的看法、信仰和感情。他的诗包涵了科学家的观点与诗人的灵感。科学最高的灵感与文学艺术最高的灵感是同源而一致的。他们的分别，在于表现的方式和技巧。他又说：

《鲁拜集》的翻译，我的出发点是作诗第一。人必先有感然后为诗。初读费氏的译诗时，我刚进研究院攻读理论物理学，阅读之下，心中怦然有感…… 94

抄到这里，我倒想起爱因斯坦的一段话来：

我们知道一些什么东西明明存在，却不能参透；知道最深刻的理与最璀璨的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而我们的理性所能追究到的只是其中最粗浅的方面。就是这种所知以及这个所感，建立起真正的宗教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也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虔信宗教的人。而我不能了解的是：神对他自己所造的人恣意赏罚。我也不能了解神的意志与我们自觉的意志如出一辙的论调，究竟意义何在！95

四

一九九三年大陆出版的《伊朗文学论集》中有一篇文章提到王蒙也翻译过奥玛开俨的四行诗，但没有标明出处。96一九九八年冬天王蒙到香港大学主持通识教育讲座，又在十一月廿三日来访新亚书院，于文化晚餐聚谈上主讲“当前的中国文化思潮”97，我遂有机会亲自向他请教关于《鲁拜集》的翻译。

王蒙告诉我他最喜欢跟人谈《鲁拜集》的话题了，只是很少人跟他谈。他爱读奥玛的鲁拜诗，但所译的几首实际上并没有出版。他与鲁拜的渊源，要从下放到新疆说起了：自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九，他在新疆十六年，所看见的是由波斯文译成乌兹别克文的奥玛开俨诗。在“文革”十年中最最红烂漫的时期是七一年及七二年，这些诗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新疆广泛流传。

我又是惭愧，又是好奇，到底乌兹别克用的是什么文字呢？新疆不是用维吾尔文吗？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王蒙答说，波斯原属印欧语系，乌兹别克则属阿尔泰语系。不过维吾尔语与乌兹别克语相近，两边的人彼此都能懂对方的语言。98维吾尔文使用阿拉伯字母，所以可用此字母记下乌兹别克的译诗。他那时已学会了维吾尔语，可以念这些乌兹别克文的波斯诗。他曾顺手将十几首译成中文以遣怀，而现在仍可即时抄下三首来给我。自苏联势力侵入中亚以后，乌兹别克改用斯拉夫字母，99而新疆亦改用新维文，也就是用拉丁字母，以别于用阿拉伯字母的旧维文了。100这三首诗都不见于费滋杰罗任一版本的《鲁拜集》。

第一首王蒙同时用新旧维文表示出来，他的汉译是这样的：

我们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实，

我们是智慧的眼睛的黑眸子；

如果把偌大的宇宙看作一个指环，

无疑，我们就是镶在上面的宝石。

这一首诗完全肯定了人的价值。

第二首王蒙是用了五言绝句译成的：

无事须寻欢，有生莫断肠；

遣怀书共酒，何问寿与殇！

显然在这字数无多的绝句之内，力求有个规律，难免会删略内容，所以王蒙又似用解释的语气，译为白话：

有了空闲要多看快乐的书，

不要让忧郁的青草在心里长，

痛饮一杯吧，以酒浇愁，

不必管死神已渐渐临近。

王蒙很喜欢第二句“忧郁的青草在心里长”这个意象，但又觉得白话诗在押韵方面很不理想。他说“鲁拜”的韵比中国的绝句复杂多了，每一行都要押三韵，也就是首韵、腰韵与尾韵，很易顾此失彼；有时连一韵也押不上。译成五绝，勉强像首诗了，但那忧郁之草在心田滋生的新鲜意象又不见了，不免怅然。

第三首王蒙给我的除了汉译外，还有手写的旧维文。他并说，维文诗要从右向左去读：

而横排的中文自然是从左向右看矣。王蒙的汉译如下：

一手执可兰经兮，一手举杯，

时而严守教规兮，时而背离，

同一苍穹兮，如蓝色之宝石，

何分你我兮，穆斯林与异己。

伊斯兰的世界里不是一手拿经，一手执剑吗？奥玛开俨却把利剑改成了酒杯，以潇洒的手势迎解万钧的重压。还有什么比这样一首诗在那暴烈疯狂的十年里，更能安慰每一颗淌血的心，令人感到无助之下的相助，无望之余的希望呢？

我实在忍不住要将这首诗重译如下：

一手执可兰经卷，一手拿琉璃酒盏，

有时是严守教规，有时也难免背叛。

一望无际的天，有如宝石的蓝，

分什么你或我；是自己，还是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