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科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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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unday Examiner，也就是英文版的《公教报》上，看到一篇报导，说起梵蒂冈的一个特展，题为：“在历史极峰上的利玛窦神父——罗马与北京之间”（On the Crest of History, Father Matteo Ricci (1552–1610): Between Rome and Peking），配文的图片则是利玛窦手绘的中文世界地图，我悟出来二〇〇九年是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圣伯多禄广场的展览是为纪念这位耶稣会神父在华传教二十八年于中西文化交流上所做的贡献。

可能平时看到利玛窦种种，以学术文章为主，无形中视利玛窦为介绍西方科学至中国的文化英雄或引起日后礼仪之争的关键人物，鲜有看见利玛窦神父这一称呼的。

利玛窦生于一五五二年，十九岁进入耶稣会，二十八岁在印度晋铎。14一五八二年他来到澳门传教，再至广东肇庆，之后建耶稣会住院四所。一六〇一年，明廷特许入京，直到五十八岁去世。他在北京十年，因钦赐葬地而埋骨于此。教宗本笃十六世说，利神父尊重中国传统，所以他的传教使命得以在中国文明与基督新事的和谐对照中完成。利玛窦当年是否透过进贡的实物与翻译的书籍，以学术取代了传教而辜负了东来的初衷，历来是极富争议的话题。教宗的说法若利神父天上有知，必感安慰。

教廷在四个世纪以后如何看利玛窦神父，从展览的内容可以略知一二。展览分为两部分：其一是耶稣会与当时的科学新知，包括佛兰德斯的大画家鲁宾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一六一九年为耶稣会会主罗耀拉的圣伊纳爵（S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所绘的肖像，以及一些科学仪器，如星盘、望远镜、托勒密式与哥白尼式的地球仪。其二则是利神父留在中国的文字遗产，包括意大利文、葡萄牙文、中文的著作，此外还有中文的译作。

这望远镜使我想起李渔《十二楼》中的一篇小说《夏宜楼》。《夏宜楼》的背景虽然放在元朝至正年间，其实反映的是十七世纪的才子佳人故事。才子看上了佳人，对佳人在居处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了如指掌，甚至偷窥到小姐作的诗：

重门深锁觉春迟，盼得花开蝶便知。

不使花魂沾蝶影，何来蝶梦到花枝？15

又见小姐为父所惊而藏诗袖中，知其为一首未了之诗，当即续上：

止因蝶欠花前债，引得花生蝶后思。

好向东风酬夙愿，免教花蝶两参差。16

吓得佳人以为姻缘已定，遂嫁与才子。建此奇功的无他，竟是助才子登高望远的千里镜。千里镜即望远镜也，出在西洋，却是在古玩铺中买到的。如果利玛窦没有在十六世纪入华，十七世纪的李笠翁绝不可能以如此奇巧之想象作如彼绝妙的安排，可以说匪夷所思。至于译书方面，我们可以举《几何原本》为例，来看利玛窦的科学翻译。

《几何原本》是古希腊大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Elements的中译本，全书六卷，由利玛窦口传，徐光启（1562–1633）笔受而成，换言之，乃利、徐二氏合译的。欧氏希腊文《原本》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天主教学者发现了十三世纪的阿拉伯文译本，将其转译成拉丁文；而在东方，也发现由阿拉伯文转译成蒙古文的译本。蒙文本早已湮灭不传，拉丁文本则成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显学，为耶稣会修士必修的课题。

据《译几何原本引》，利玛窦解释所谓“原本”者，“明几何之所以然，凡为其说者，无不由此出也。”17又说：“题论之首，先标界说，次设公论，题论所据；次乃具题，题有本解，有作法，有推论，先之所征，必后之所恃。十三卷中，五百余题，一脉贯通，卷与卷，题与题，相结倚，一先不可后，一后不可先，累累交承，至终不绝也。”18“引”可视为序，说译事之缘起，先介绍欧几里得这一位西洋闻士。

欧几里得之后，继之以另一名士，即利氏所从学几何的老师，在其《引》中称之为“丁先生”者，也是耶稣会士的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 1538–1612）。克拉维乌斯对《原本》的贡献，在于为之集解，加以评说，又续补二卷，于“每卷之中，因其义类，各造新论，然后此书至详至备……”19

利玛窦见中国多有为几何之学者，但无《原本》，则无根基，所以有志翻译此书，然而找不到可以合译的人才。三次尝试的结果都是失败，直到遇见徐光启。利、徐二人合译，凡三易稿，终完成前六卷，内容概括了平面几何。徐光启极想译毕全书，利玛窦却认为最重要的已完成，欲辍译而付梓。利氏记徐氏最后同意了，说：“然，是书也苟为用，竟之何必在我。”20但他在四年后刊刻的《几何原本再校本》中又题曰：“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以竣焉。”21可见他心犹牵挂。他们二人均未想到的是：这一停笔，就是约二百五十年的光阴，要等到属基督新教的伦敦传道会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与清代的大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合译其余的九卷，才真的译完了全书，虽然所据并非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文评注本。不过，此乃后话了。

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22中文译本中许多的数学名词，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等等，都出自他的心血，早已成了中文的一部分。

有人说，利玛窦为传播西方科学而忘却宗教使命；又有人说，徐光启为发展中国科学才信仰宗教，二人均将手段变为目的。然而四百年来，不计天主教徒，单看徐家汇出身的耶稣会士就不知凡几；所传知识，又岂止科技文明？我的第一本书：《德日进思想简介》，是在台大读三年级时应耶稣会的郑圣冲神父之邀而翻译的。后在哈佛暑假修读法文，讲“存在先于本质”的那一篇宣言是路过波士顿的另一位耶稣会士朱恩荣神父所指点的。德日进（1881–1955）是法国的地质学以及古生物学家，也是耶稣会神父。他在上一世纪参与了周口店的挖掘，发现了“北京人”。而今郑神父回归主怀，朱神父大病初愈，我心戚然。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