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和合本《圣经》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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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基督新教的中文译经而言，即使不谈境外的工作，差不多在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于一八〇七年来华之后就立刻开始了。不论是《新旧约全书》，还是单册书卷，到现在已不知有过多少版本。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一九二一年许地山以文言译过《雅歌》，一九三二年陈梦家也以新诗体译过，题曰：《歌中之歌》；而严复早在一九〇八年译过《马可福音》的一至四章。在这原本络绎于途的译经工作上，和合本的出现绝对是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的大事。
从一八九〇年上海在华传教士大会上决议要有一部全中国通用的中文《圣经》，以深文理、浅文理及官话三种文体翻译，至一九一九年官话与文理和合本《新旧约全书》先后出版，大约三十年间翻译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遴选、在华三间圣经公会的角色、一九〇七年传教士大会上的决议合并深文理与浅文理和合本、只翻译一部文言《圣经》等等，问题显然又多又复杂，而新旧约的分别翻译，委员的离任、逝世以及各差会之间的协调，更使译经工作难上加难；遑论译经者所据的文本，为日后的翻译与修订留下某些争执的线索。换言之，《圣经》翻译除了一般的翻译问题之外，又有自己的特殊译题。文理和合本在一九三四年起不再刊印，而官话和合本，至今仍属基督教会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中文《圣经》。
我们以翻译文体的选择为例，来看《圣经》翻译之一斑。前所提严复所译的《马可福音》一至四章，由大英圣书公会出版，我们来看看第一章一至五节：
马可所传福音
第一章一上帝子基督耶稣。福音之始。二如以赛亚先知所前载者曰。视之。吾遣使尔前。为尔导其先路。三则有声呼于野曰。平治主之道涂。俾所行者直。四于是约翰至。行洗礼于野中。宣教。言悔过涤除。及所以得赦罪者。五犹太与耶路撒冷之民。空国从之。皆受洗于约但之河。自首罪过。23
以此对照之前在一八五〇年亦由大英圣书公会出版，王昌桂、王韬（1828–1897）父子所助译的委办译本：
马可福音传
第一章一上帝子、耶稣基督福音之始也、二先知载曰、我遣我使、在尔前、备尔道、三野有声、呼云、备主道、直其径、四约翰在野施洗、传悔改之洗礼、俾得罪赦、五举犹太地、耶路撒冷人、出就之、各言己罪、悉在约但河、受洗于约翰、24
严复译本与委办译本均用文言与传统句读。但严氏以圈代顿，不似委办译本一顿到底，选取经文章节时有未竟之意，在视觉上造成困扰。但王韬的文笔风格简洁流畅，素来为人所称道。从译文看来，王韬的“上帝子、耶稣基督”在严译中倒过来成了“上帝子基督耶稣”。我们看见严复对姓名翻译的考虑，选择从华俗。王韬的“在尔前、备尔道”与之后的“备主道、直其径”，其素朴直切到了严译，化为“吾遣使尔前。为尔导其先路”与“平治主之道涂。俾所行者直”的庄重典雅。严氏译《马可福音》时距一八九八年出版《天演论》，有十年矣，仍隐隐透出桐城派古文的风华。
委办译本既然珠玉在前，为什么还有严复此译？不知与所选“原文”文本有没有关系？当时大英圣书公会的代办文显理（G. H. Bondfield, 1855–1925）商请严复翻译，乃作为一试验本，希望译经的文笔达到中国文学作品的水平。可惜不知什么原因，严复没有继续翻译下去。委办译本由麦都思（W. H. Medhurst, 1796–1857）主其事，《新约》部分以《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为希腊文基础文本。而严译本则是根据《英国修订译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 1881）这部英文译本直接译成中文，或者可与以《英国修订译本》希腊文基础文本为《新约》翻译基础的和合本作对比。这一小例已透露出文言和合本翻译时所面对的种种难题。
再看官话和合本《新约》全书一九〇七年版《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至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