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基金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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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基金会在创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的慈善机构包括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罗素赛奇基金会（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联邦基金（the Commonwealth Fund）。然而，最重要的是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 Fund）。该基金会资助过国家经济研究局、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这一时期慈善团体对社会科学资助的成倍增长主要得益于洛克菲勒纪念基金（Alchon，1985，117）。1922~1929年，斯佩尔曼基金（Spelman Fund）的负责人是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 Ruml），他是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和教育学博士，一战期间曾帮助制定了美国陆军军人的能力测试。比尔兹利·拉姆尔后来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成为斯佩尔曼基金负责人后不久，在一份重要的备忘录中，拉姆尔提出了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主张基金会应该只资助那些具有实际用途的实证研究。在他的指导下，斯佩尔曼基金会在20世纪20年代拨款5800多万美元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Smith，2000，26-27）。为避免诸如曾介绍过的麦肯齐·金事件（MacKenzie King affair）之类的争议，拉姆尔主张拒绝资助与立法机关有关的组织、避免牵涉任何社会或经济改革、不应干扰研究结果或者直接与研究者本人打交道、不得资助非实证研究（Smith，2000，26）。

像其他慈善组织一样，斯佩尔曼基金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提供了初始资金。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成立于1923年，代表来自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美国统计协会（ASA）、美国经济学会（AEA）以及美国社会学会。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建立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协调和合作，首个项目是改善政府统计数据，支持移民、农业、犯罪方面的合作研究，开展对研究方法以及各种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互补性的联合分析。研究目标是“使社会科学有能力从事那种在自然科学领域非常普遍的研究，即同样的研究内容可以同时由不同的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同样的问题要经得起反复验证，而且比较研究方法应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Alchon，1985年，114-16）。

斯佩尔曼基金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指导思想的物质表现就是1929年竣工的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它是由斯佩尔曼基金出资建立的，体现了拉姆尔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物质环境的愿景。楼层空间易于调整，考虑了发展合作和跨学科研究的需要。建筑物内只有为数不多的教室，根本没有存放书籍的空间，大部分房间摆满了测量和计算数据的工具（Smith，2000，28）。建筑物面对第59街的拱形窗下的墙面上镌刻着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的名言，“当你能够测量并用数字准确描述某事时，表明你对其有深刻的理解，但当你无法测量并用数字表示时，表明你的知识是贫乏而不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