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940~1950年美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色，但是人们仍普遍认为大萧条时期规模庞大的失业水平会在美国会重现。这种预感在1943~1944年尤其强烈。因为超过1100万的士兵和900多万从事国防生产的工人同时离开了岗位。由此，包括来自武装部队和军工企业的约2100万人进入了总容纳量约6000万的劳动力市场（U.S.Bureau of the Census 1955，table 220）。
但事实证明，1945年的不景气只延续了8个月，之后便是一波连续37个月的强劲增长。不仅如此，1949年到1950年的衰退也只有7个月，紧接着就是45个月的强劲增长。美国经济在在吸收了2000万潜在的失业者之后，在1953年达到增长的顶峰，失业率也降到了3%以下。全民就业率也比战时峰值高出15%（U.S.Bureau of the Census，2003，table 771；cf.Bratt，1953）。
然而，对美国有可能重现大规模失业潮的担心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到了70、80年代这种担心变得更加强烈。在长达109个月的肯尼迪－约翰逊（Kennedy-Johnson）经济扩张时期，有几年的失业率高于5%，但到了1969年又回落到3.5%。在战后25世纪里，仍然有不少经济学家（Kuznets，1971a；Maddison，1995；Crafts and Toniolo，1996）确信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高度参与，美国不可能维持高增长和低失业率共存的局面。尽管有很多反面的证据，但这种看法一直存在。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全面进入了二战后的经济扩张期，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其他世界大国长期平均发展速度的两倍。以人均国民收入衡量，长期经济增长的平均值大概为每年1.9%，但在黄金时期，西欧的经济增长率为3.8%左右。20世纪50年代~20世纪末，总体来看，美国和西欧的GDP平均增长率约为3.3%~3.4%。
对造成黄金时期高速增长的原因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达成了几点共识。这些原因包括：国际贸易壁垒的减少、富有成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二战后实现追赶式经济增长的有利环境。战前资本存货遭到破坏、使用先进技术开展重建工作、成功的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力供给弹性、高水平的教育以及特权阶级的削弱，都被提出来作为解释经济迅速扩张的原因（Abramovitz，1990；Mills and Crafts，2000；Crafts and Toniolo，1996；Denision，1967：Maddision，1987，1991，1995：Olson，1982）。
此外，对过度储蓄的关注也发生了转变。过度储蓄问题并没有赢得某些大学如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太多的关注，国家经济研究局也是如此。分析家库兹涅茨认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部门的繁荣发展都需要储蓄，所以储蓄并不是威胁而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Kuznets，1961a；Colm，1962；Paul Samuelson in discussion with the Fogels，1992）。
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新焦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通过出口销售其产品的做法有着不太好的名声，它普遍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强权对贫穷国家的剥削。但后来依据美国和加拿大经验得出的观点却与此大相径庭。向世界其他国家销售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但是获得发达国家资金的一种途径，也是从发达国家获得企业管理文化的一种途径，可供欠发达中具有同样聪明才智的人学习借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美国铁路债券的1/3由外国资本所控制（North，1966；Colm，1962；Ripley，1915；Paul Samuelson in discussion with the Fogels，1992）。
20世纪60年代经济史学家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那种认为英国的食利阶层靠向印度这样的贫穷国家投资而发家致富并将每年的收益抽回的论点是错误的。这一发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得到了确认。在计算机革命之后，我们可以将19世纪晚期英国海外投资的有价证券组合的信息输入电脑转化为机读形式。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和英国在该国的海外证券投资份额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美国拥有最多的份额，紧随其后的是加拿大和阿根廷（在即将进入20世纪的时候，阿根廷是世界上拥有最高人均收入的国家之一）。当然，这一切都不能阻止那些对帝国主义怀有根深蒂固看法的批评家们，他们谴责英国未能向更为不发达的国家投资（Simon，1970；Davis and Huttenback，1986；Stone，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