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兹涅茨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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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吗？一些杰出的经济理论家认为，不完全是。这些经济理论家对库兹涅茨在经济周期、GDP统计以及不平等研究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表示认可。虽然库兹涅茨早期对人力资本理论和其他问题的研究对经济理论做出了贡献，但所有的贡献加在一起，在这些杰出的经济理论学家看来，非常有限。

但是，这一观点并不为瑞典科学院赞同。瑞典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奖授予库兹涅茨的理由是，库兹涅茨为推导经济增长理论展开了全面、细致的实证分析研究。库兹涅茨的这种研究方法与那些使用与现实经济运行没有多大关系的抽象理论推导理论的方法不同（Ohlin，1971）。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经济学演变成一种用数学模型反映经济行为的经济理论，包含了让人质疑的数学方程。模型和理论之间的混乱关系使人感到非常的遗憾。50年前，通常情况下，所有讲授经济理论的课程被称之为经济理论，而用数学模型说明经济行为的课程称之为数理经济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门经济学课程被认为应该是归纳总结那些通常得到经济学家认可的、有关经济运转的一般性结论。虽然在课堂上也介绍一些让人感到有趣但具有争议的学术看法，但是，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核心内容就是介绍一般性的理论。对经济理论的评价，重点是它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而不是强调在它在学术研究上有多么的精致，更不是强调这种学术上的精确性会受到多少赞美。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没有必要去强调，历史是归纳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论据之一。从讲授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史课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历史经验所做出的贡献。要知道，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绝大多数的杰出的经济学家在提出他们自己的理论时，大量引用了历史经验。对历史经验的依赖性，我们可以从那些使用语言阐述原理的理论家所撰写的著作中略见一斑，如斯密（Smith）、托马斯R.马尔修斯（Thomas R.Malthus）、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J.B.克拉克（J.B.Clark）、卫斯理C.米切尔。此外，从那些更加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撰写的著作中，如奥古斯丁·古诺（Augustin Conrnot）、W.斯坦利·杰文斯（W.Stanley Jevons）、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以及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我们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对历史经验的依赖。

在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看来，似乎感觉有些奇怪，像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Schumperter）那样有声望的理论家会提出，要扎实掌握经济学理论，最根本的基础就是经济史。熊彼特不仅提出这一观点，而且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熊彼特使用“经济史”一词来指过去和现在的事实。导致熊彼特将经济发展史作为主要论据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理论家需要精通事实。熊彼特坚持认为，为了将经济运行机制充分理论化，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学的主体问题本质上就是历史长河中某一特殊的进程”。这一观点，不仅意味着，经济体系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它也意味着，要开展良好的经济分析，需要对经济体系在某个时间点上的制度安排有所认知。在熊彼特看来，需要考虑的、最为关键的制度安排并不是纯粹经济方面的制度；经济史能够成为我们理解经济和非经济制度“如何相互影响”以及社会科学各领域之间应该如何“彼此相关联”的“最佳方法”（Schumperter，1954，13）。

无论是通过使用数学方法创建模型，还是通过文字表述的方法解释理论，强调历史经验在建立模型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这些模型缺乏对经济行为的推理，在20世纪中叶之前至少是这样。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理论中只使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模型。在马歇尔使用联立方程方法对需求曲线性质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之前，查尔斯·戴夫南特（Charles Davenant）、古诺（Cournot）和杰文斯（Jevons）就已经提出了需求曲线的数学表达式（注：戴夫南特曲线也被称作为国王定律，它的算术表达式仅仅是：Q＝p-0.403）。详细内容，请参见Fogel（1992）、Jevons（1970）和Slicher von Bath（1963）。有关古诺模型影响的更多内容，请参见Creedy（1992）、Debreu（1984）以及Neihans（1990）。通过语言来描述模型有可能和通过数学方法描述模型一样抽象。关于这一点，欧根·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通过引用《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加以阐明（见Bohm-Bawerk，1890）。当然，无论是语言描述的模型还是用数学模型，抽象的模型本身并不是终点，它应该成为有效归纳经济体系实际运转过程的基础[1]。

还有最后的一点需要强调。数学模型并不是对经济体系的归纳。正如“模型“这个单词所揭示的那样，它是一种抽象的表示。工程学、物理学和化学使用这种抽象方式，有些时候用来表示黏土的释放程度，而在其他时候则用来表示塑料或其他原材料的各种表面或者物体。在经济学中，模型通常是数学的代名词，它以一种简化的方式来表示经济行为的某些方面。对数学模型性质的分析与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转不是一回事。的确，在现实世界中，均衡的性质不取决于市场的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但在某些模型中，均衡的性质与市场个数的奇偶性有关。正像莱昂纳尔W.麦肯齐（Lionel W.Mckenzie）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一次与鲍勃·弗格森（Bob Fogel）谈话中讲到的那样，“我们知道均衡点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市场每天都会产生均衡，但问题是，我们难以证明模型中存在均衡点”。当时，麦肯齐和他的团队正在竭尽全力取证明瓦尔拉模型中存在均衡点而且是唯一的。

经验已经显示，经济学家分析模型的性质是在做一项有益的工作，有些时候它可以变成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帮助解释经济系统实际运行的过程。例如，二战后不久发展起来的线性规划，是一种数学方法，它成为美国空军制订计划的工具。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一样，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线性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偶性（duality）概念。对综合投入劳动和资本以获得最高产量的每一个原始问题（primal problem），都存在相应的对偶问题，即，选择这些要素的影子价格从而使生产成本最低。对偶性这一概念延伸到了生产理论。对偶性使得经济史学家和那些从事实证研究经济增长的学生能够克服物质投入和产出数据不足的问题，转而使用较为丰富的价格数据分析最早从1600年以来的技术变化。

数学模型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不但常常会犯一些明显的逻辑错误，还时常会产生一些经验性错误和没有根据的结论。这些经验性错误和没有根据的结论困扰着比较非正式的推理。罗伯特M.索洛（Robert M.Solow）曾经提出，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人们普遍确信的是物质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观点源自资本-产出比率以及储蓄率固定不变的假设。但是，通过使用更加灵活的生产函数方程，索洛从实证的角度证明，如果模型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物质资本变化（本质上）的数量变化对美国经济增长记录的解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2]。

由此看来，历史和数学模型两者都有用。在证明有关经济运行的推论是否有效的过程中，二者通常可以互为补充。有关这方面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使用生产理论中的价格对偶性来证明他的研究发现，即1600~1850年，远洋运输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非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它是制度变迁造成的：在海盗被铲除后，以前航行在大西洋的船舶配置发生了变化，那些船体大、装备轻型武器、承载能力高而且成本又低的船舶占据了主导地位（North，1968）。虽然应用对偶原理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分析，但是，正是诺斯对历史问题的探索才引导人们发现，铲除海盗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这一令人震撼的发现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制度因素对传播现有技术能够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因此，实质性的发现，而不是对方法的迷恋，才是有效开展理论推导的关键。无论数学模型有多么的精致，或者经济史中文字描述有多么的华丽，它们本身并不能确保基于这两个方面做出的推论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指导。

我们曾经强调过库兹涅茨在理论方面的推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库兹涅茨所有的理论推导在实证方面都是有效的。强调库兹涅茨在理论方面的推导是因为，他推导的理论，有许多仍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讨论经济增长理论问题的核心所在。与之相反，一些使用数学模型推导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油灰-陶土模型（putty-clay model），起初，人们对它怀有极大的兴趣，但模型提出后不久，人们对它的兴趣就变得荡然无存了。

库兹涅茨的研究工作与熊彼特和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有很多共同之处。熊彼特是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死后和他在1950年去世之前这段时期内的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理论家，他的早期研究集中在经济产出的长周期。熊彼特将经济产出的长周期归于发明创造速度的波动。通过分析，熊彼特将企业家列为动态变化的推动者并提出了增长的平等效应（体现在他的“创造性破坏”概念之中）。熊彼特认为，各种发明创造本质上会引发通货膨胀[3]。与早期不同，后来的熊彼特，在观点上更接近于诺斯的看法。在晚期，熊彼特关注的是经济组织的资本主义体系与政治、社会和知识分子运动产生的冲突。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些运动，对资本主义怀有敌意。在熊彼特看来，正是这些冲突，而不是投资机会在长期中的减少，对民主政治体系下的可持续经济增长造成了威胁（参考Rostow，1990）。

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贡献受到了最多的赞誉。但是，人力资本理论只是舒尔茨更为广泛关注的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一部分。正是出于对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广泛关注，舒尔茨仔细的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以及对农业部门的专项干预措施产生的效果。政府对农业部门的专项干预措施会扭曲农业生产，对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影响。与熊彼特一样，舒尔茨关注的是提高未来收入的新源泉。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舒尔茨意识到，在20世纪，与物质资本相比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解释更为重要。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认为，非常规的高生育率是造成农业部门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这一看法促使他强调，用于改善营养和健康状况的投资对贫穷国家非常重要，它是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舒尔茨还强调，确定对“技能分配”的投资是解决非均衡问题的关键。

这里的每一位经济学家在形成自己的理论过程中深受他那个年代急需解决的政策问题的影响。熊彼特关注的是长期增长在各国表现出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还表现在时间上以及各国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增长的不均衡性会产生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和诱发内部冲突。年轻时，库兹涅茨赞同熊彼特对各国经济增长不稳定性的关心。不多，库兹涅茨认为，综合欧洲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增长的长期趋势要均衡的多。虽然和熊彼特一样，库兹涅茨将技术变化看作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库兹涅茨考察的重点是创新的生命周期造成的不均衡性、人口变化的类型和对产出需求的变化。库兹涅茨的晚年也是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增长迸发了罕见的关注热情，这种罕见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库兹涅茨集中精力研究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以及在发展中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问题。

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思考受到了他参与战后重建工作经验的影响。尽管欧洲遭到破坏，满目疮痍，但所有受到战争摧残的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都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很快超过了他们在战前的水平。这就促使舒尔茨思考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所起的关键作用。舒尔茨还考量了经济增长中的所谓残差因素。要素投入质量的改善，特别是体现在人力上的资本数量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残差因素。虽然舒尔茨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集中在教育方面，但他认为，理论上与正规教育相比，健康的改善、信息加工处理能力、可分配技能的发展以及岗位培训本身能够产生更重要的效果。

[1] 经济学家有时会将理论和包含因果关系陈述的推论等同化。这种等同化是各种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亚类，尤其是当我们希望探究反事实条件论述的实际有效性时，就更是如此（例如，Fogel 1964；Fogel and Engerman 1969）。不过，一些理论纯粹是描述性的，或许，最为著名的就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不支持反事实条件的论述（参见，Blaug 1980；and Lewontin1970）。就是那些支持反事实条件的论述也会具有描述性，这是因为他们试图描绘当其他变量改变时，一个或更多的变量将如何变化（参考，Fogel1970）。关于历史上对法律中的因果关系以及和法律相类似学科的见解，见Joynt and Rescher（1961）。关于反事实和因果论的陈述，见Simon andRescher（1966）and Rescher（1971）。

[2] 数学模型值得搞懂的另外一个要点在于我们需要对某种理论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无论是来自于数学模型还是源自于对历史的研究，通常需要采用数学方法对理论的某些方面加以阐述，目的是测度理论的关键变量或者是估计关键参数。测度还包含建立模型，但是，通常用来检验或探寻某一特殊理论应用范围的模型与应用表述词语理论（epithettheory）作出归纳的数学模型是截然不同的。

[3] 这种观点源自熊彼特模型中的充分就业假设。如果创新者需要贷款来资助其发明创造，那么，最初的贷款向经济部门的注入将会通过乘数效应扩大货币供给。然而，由于创新需要时间，产出不会马上增加，故在短期内，创新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如果创新活动持续不断，通货膨胀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