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兹涅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些方面
《政治算术：西蒙·库兹涅茨与经济学的实证传统》库兹涅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些方面,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如果说库兹涅茨对经济学某一方面的研究超过其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关注他那个时代的重要经济政策问题才是库兹涅茨研究工作的显著特色。我们强调这一点可能会使那些熟悉库兹涅茨研究工作的人感到有些惊讶，这是因为库兹涅茨本人从来也没有直接参与那些被高度政治化的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辩论，这些被高度政治化的争论通常会使职业经济学家们分裂，加入到不同的党派阵营。此外，库兹涅茨从事的许多研究问题，如人口增长速度与技术创新速度之间的关系，几乎不大可能通过新的立法得到解决，甚至也难以受到新立法的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也不会明显改变他那个时代具有党派意识的结盟。无论如何，库兹涅茨意识到，在对经济政策的政治辩论中，有些问题是重要的。库兹涅茨确信，对这些问题提供大量、可靠的证据是经济学家的当务之急。库兹涅茨将经济学看作一门实证科学，目的是揭示那些影响经济运行的各种因素。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记住，库兹涅茨在其职业生涯中竭力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被他提出来了，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问题。有关西欧和美国经历了一场不可逆转的经济转型的论点（一场工业革命）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才被明确地提出来。虽然在20世纪头75年里，人们对经济普遍持有一种乐观态度，但在这期间也产生了一些颇具影响力、认为经济发展会陷入停顿的理论。一些社会主义者或者激进的理论家，如英国的J.A.霍布森（J.A.Hobson）、德国的鲁道夫·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以及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其撰写的著作中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专业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同。[1]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指出，一项正确的财政政策将会终结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尽管包含一些乐观的成分，但汉森的演说似乎是在赞同这样一种观点：经济长期停滞是20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天生的一面，只有采取大规模的政府干预，资本主义经济才能维持发展（Hansen，1939；请参考：Abramovitz，1952）。
库兹涅茨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事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的时候，经济增长的全过程并没有显现，有些是到以后才被库兹涅茨发现的。当时的欧洲和美国仍处在人口和传染性疾病的转变阶段（1920年美国的出生预期寿命仍然低于55岁），这种现象的性质还没有全部显露出来。人口转变理论是在20年后才出现的——阐述了如下的解释：人口死亡率下降在先，一段间隔时期后，出生率也会有类似幅度的下降。又过了三四十年，人们才搞清楚，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发展是持续近两个世纪之久的经济增长延伸到新纪元的一部分；它起源于欧洲和欧洲殖民时期的一些国家，并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贫穷国家传播。
库兹涅茨认为，19世纪人口增长的加快不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本身也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现象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就是幼年死亡率集中下降促使生育率减少。生育率的减少不但释放了大量女性劳动力，使她们能够从事有报酬的职业（gainful occupation）；它还促使家庭向现代型的转变变得更快，提高了流动性以及对经济刺激的反应程度，推动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新思想和意识（Kuznets，1966，56-62）。在这方面，库兹涅茨特别提到，美国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从1890的17%提高到1950年的27%，他将这一变化结果归功于低生育率、就业机会从体力劳动向服务部门工作岗位的转变以及城镇化。城镇化使得妇女更加接近有组织的劳动力市场。库兹涅茨还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增长最快的职业——职业型、技术型、办公、销售以及其他服务性工作——也是妇女最成功进入的领域。无论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新一轮的妇女运动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库兹涅茨预测，在接下来的1/4世纪，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骤增现象不会发生，也不会产生促进这一变化的新思想和观念（Kuznets，1966，193-95）。
库兹涅茨研究方法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他对经济学中的实证研究确定了优先次序。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学家有太多的事项和问题需要关注，但现有资源使得他们难以解决所有问题。按照库兹涅茨的观点，研究的优先次序应该由三个复杂和相互作用的因素来决定：①政府内外政策制定者的需要，尤其是那些在政策制定者看来对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和平等具有及其重要意义的问题；②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对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最有效的解决社会议程上的问题所持有的信念；③研究这些问题所需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加工和分析数据所需工具的有效性，包括分析方法和用于分析的机械工具（Kuznets，1972，39）。
在解释20世纪30~70年代期间经济问题研究取得的巨大进展以及经济研究的方向时，库兹涅茨并没有将上述三个因素按优劣势加以排队，而是强调上述三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毫无疑问，经济问题研究的发展有赖于社会议程，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组织培训科研人员、收集原始数据以及对个人研究项目提供资助等活动[2]。不过，研究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学术界新发展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促使政府对经济展开更多的干预，干预措施的方向以及由政府部门发起的研究项目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凯恩斯理论在当时学术界占有支配地位。如果缺少这种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政府的政策“很有可能局限于失业保险的新条款、公共工程新计划等诸如此类的内容”（Kuznets，1972，42）。凯恩斯理论认为，除非政府持续不断的关注最终需求是否达到了足够高的水平，否则，萧条还会重现；结果，政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沿着凯恩斯主义指引的方向而变化。社会优先考虑的问题与经济理论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国民收入核算账户、就业和失业统计、收入分配规模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发展成为监测经济运行状况和指导政府干预措施的手段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库兹涅茨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界创新性的研究对政府机构采用的测度经济的方法起着关键性作用。新的测量经济运行状况的方法主要来自于学术界而不是来自政府官僚机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投入产出分析、资金流量以及定期抽样调查这些政府机构所依赖的标准程序是由学术界首先提出并加以发展的。
库兹涅茨研究方法的第三个方面，也许是最有特色的一个方面，就是强调计量与理论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相互关联。虽然库兹涅茨是一个典型的经验主义者，是从事实证研究的一面旗帜，但库兹涅茨的经验论并不意味着他对理论怀有敌意，完全相反的是，库兹涅茨经常强调，需要一种坚实的理论来识别所要测度的变量，借助理论才能够确定如何将正常的工商企业和政府活动产生的原始数据加以合并，从而产生所期待的计量结果。由于计量工作依赖于理论，库兹涅茨强调，当理论因为更进一步的认识或者是由于更坚实的经验知识而得到发展时，那么以前的计量分析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因此，无论是经验知识还是理论知识，在任何一个时点只能是近似的有效，应该随着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发展以及社会目标和价值观的变化而改变（Kuznets，1972，18-22）。在试图追求自己的实证分析目标的过程中，库兹涅茨经常会遇到一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在当时还未得到充分的探讨。遇到这种情况，库兹涅茨对理论就会做出显著的贡献，就像他在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的研究中，将效用理论加以延伸，从而使设计的产出指标能够反映经济福利。
库兹涅茨不仅应用理论，还试图将其加以扩展；通过找出经验规律为新的理论提供基础，或者修改或扩充现有理论。在这方面，库兹涅茨作出的显著贡献包括：技术变革理论、工业化理论、现代经济长期结构的其他方面、经济周期理论、收入分配规模理论、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理论、资本形成理论（包括生命周期储蓄率变化的作用）以及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的关键统计指标变化带来的效果理论。
[1] J.A.霍布森（J.A.Hobson）（1858—1940）是英国的一位思想家，“新自由主义”倡导者。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1）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席理论家。
[2] 基金会和其他私人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Kuznetss 197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