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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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乃至浙江向称人文荟萃，当地文风日后为周作人所继承；绍兴人的某种秉性即所谓“师爷气”，在他身上尤其是文章之中亦时有体现。周氏曾说：“浙江的风土，与毗连省分不见得有什么大差，在学问艺术上的成绩上也是仿佛，但是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性。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18前一路他提到徐渭、王思任、张岱、西泠五布衣、袁枚和俞樾等，后一路提到毛奇龄、章学诚、李慈铭和章炳麟等。在他自己可谓兼容并蓄，虽然与鲁迅相比，各自有所侧重。而他又说：“绍兴过去出了一大班的师爷，也出了好几个文人，看来特色是一样的。”19这便是所强调的李慈铭式的“谿刻”，体现于行事便是“师爷气”，体现于文章便是那深刻一派。周作人说自己身上有“绅士鬼”和“流氓鬼”，后一方面与“师爷气”或“谿刻”亦不无关系。无论朋友还是论战对手，都曾提到他的这一特点20。
同大哥一样，周作人也曾接受私塾教育，虽然他自认为毫无收效：“乡间的规矩，小孩到了六岁要去上学，我大约也是这时候上学的。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灯笼，上书‘状元及第’等字样，挂生葱一根，意取‘聪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课，先生必须是秀才以上，功课则口授《鉴略》起首两句，并对一课，曰‘元’对‘相’，即放学。此乃一种仪式，至于正式读书，则迟一二年不等。我自己是那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个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雅片烟的，终日躺在榻上，我无论如何总记不起他的站立着的印象。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试帖诗云，‘梅开泥欲死’，很是神秘，后来终以风狂自杀了。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厉的人，光复的那年，他在街上走，听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党进城了！’立刻脚软了，再也站不起来，经街坊抬他回去；以前应考，出榜时见自己的前一号（坐号）的人录取了，（他自己自然是没有取，）就大怒，回家把院子里的一株小桂树都拔了起来。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所读的书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是一本‘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大约从‘无忧者其唯文王乎’左近读起。书房里的功课是上午背书上书，读生书六十遍，写字；下午读书六十遍，傍晚不对课，讲唐诗一首。老实说，这位先生的教法倒是很宽容的，对学生也颇有理解，我在书房三年，没有被打过或罚跪。这样，我到十三岁的年底，读完了《论》《孟》《诗》《易》及《书经》的一部分。‘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之经于我毫无益处，后来的能够略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21
一八九八年七月，周作人从杭州回到绍兴。该年与大哥一起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他列十图三十四名；次年一月府考，列六图二十七名；复试，列四图四十七名；十一月院试，兄弟二人皆不中。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为了应考，祖父替他改名为与櫆寿同音的“奎绶”22。一九〇〇年再次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列二图五名；复试，列三图十四名；复试，列二图十五名，大案，列二图三十九名。次年一月府考，列二图四十三名；复试，列三图三十四名。五月参加院试，又不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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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地方与文艺》（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作，曾载《之江日报》，收《谈龙集》）。
19《华侨与绍兴人》（一九六〇年六月《乡土》第四卷第十一期）。
20如陈源说：“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致志摩》，载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曹聚仁对此加以评论道：“这段讽刺的话中，有着一句大家所承认的话，即是说周氏兄弟的性格与文章风格，都是属于绍兴，有点儿刑名师爷的调门的。”（《鲁迅评传》，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21《我学国文的经验》。又，周作人在三味书屋的业师寿洙邻回忆说：“鲁迅学名樟寿，知堂学名櫆寿，鲁迅先来，师事镜吾公，称我为四哥，知堂次年始来，师事于我，称我先生。鲁迅在作品中，自言来我家读书时，年十二岁，是年为公元一八九一年，即光绪辛卯年。知堂壬辰年始来，年才九岁，两人都是塾中的高材生。……我既担任助教，我的教法，每日授课，先讲当日所授之书，详细讲与学生听，至背书时，又令还讲，他生尚多不能对答，鲁迅早已不必讲解，自然领悟，知堂年只九岁，我亦不讲与他听，反令其先讲与我听，他却已讲得清楚，稍有含混处，令其重讲，即字字明白，亦从未违犯学规。”（《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载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二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所云入学时间或有误差，但提供周氏早年生平资料，殊为难得。
22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七日日记。然而据周作人《先母行述》所说：“庚子变后一年，辛丑，令櫆寿往考江南水师学堂，易名作人。”似乎“櫆寿”并未为“奎绶”所取代。又据《知堂回想录·考先生》：“在庚子年的县府考时，以‘周珠’的名义应试。”好像不曾采用“奎绶”一名。
23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予往贯珠楼领落卷，回卷皆圈。”胡适曾经为此感慨：“豫才曾考一次，启明考三次，皆不曾中秀才，可怪。”（胡适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按，周作人共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