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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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最初的文学活动，乃以翻译为主。后来他总结说：“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59说来周氏毕生所受学校教育，真正有意义者仅止外语一项；在南京如此，以后在日本亦如此。借助所掌握的各门外语，他得以超越当时国内的译介水准而直接接触世界最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并成为相关译介工作的重要一员。正如其所说：“我学了英文，既不读沙士比亚，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是可以读蔼理斯的原著，这时候我才觉得，当时在南京那几年洋文讲堂的功课可以算是并不白费了。”60
关于学习英文以及开始翻译之事，他说：“在学堂里老师不算少，一起算起来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师傅似的传授给一种本事的却并没有。即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对于这几位我仍有相当敬意，可是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哪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我们读印度读本和文法（还不是《纳思菲耳》，虽然同样的是为印度人而编的），有如读《四书章句》，等读得久了自己了解，我们同学大都是受的这一种训练。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的只是一册字典，这本是英文注汉字，名字却叫做《华英字典》，用薄纸单面印刷，有些译语也特别奇妙，但是后印本随即删去，改称《英华字典》则又是后来的事了。本来学堂里学洋文完全是敲门砖，毕业之后不管学问的门有没有敲开，大家都把它丢开，再也不去读了，虽然口头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天方夜谈》，引起了兴趣，做了我外国语的老师。假如没有它，大概出了学堂，我也把那些洋文书一股脑儿地丢掉了吧。”61“我的这一册《天方夜谈》乃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三先令六便士的插画本，原本是赠送小孩的书，所以装订颇是华丽，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我都还约略记得。其中的故事都非常怪异可喜，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只要读过它的几篇。……我看了不禁觉得‘技痒’，便拿了《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来做试验，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62
周作人说：“阿利巴巴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奴，所以译了送登《女子世界》。”63为此篇所撰“说明”，则赋予“侠女奴”以特殊意义：“……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在组诗《题〈侠女奴〉原本》64中，更归结为“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这与《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所说“二十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实有一致之处。所作其他各篇，也一再申说此意。《女猎人》65系“参译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而大半组以己意”，其中有云：“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然闻之理想者事实之母，吾今日作此想，安知他日无是人继起实践之？有人发挥而光大之，是在吾姊妹。”仍是出于同一意图。《女祸传》66中则谓：“吾姊妹中，有如梁红玉、花木兰其人者乎？奋迹一时，流惠千古，重扬我女界之耿光，而一洗旧耻，未为晚也。”这种思想或为一时风尚67，嗣后周氏自己亦有所订正，譬如不复以所谓“女豪杰”、“女英雄”为理想；然而关注妇女命运，在他乃是“吾道一以贯之”。相比之下，短篇小说《好花枝》68所云“……吾以此深悲我女界。吾见有许多同胞甚苦。‘锦衾延寂寞，红泪谢幻娱。’女界何多缺陷，此其一”，可能更接近他后来意思。而这也使人想起当年他在杭州花牌楼的一番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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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知堂回想录·五年间的回顾》。
60《我的杂学》。
61《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62《知堂回想录·老师一》。
63《知堂回想录·我的新书一》。
64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女子世界》第十二期。
65一九〇五年《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期。
66一九〇五年《女子世界》第二年第四、五期合刊。
67不妨提到秋瑾，宣扬女性自强独立尤为着力。一九〇五年四月，周作人曾经两次与她见面。
68一九〇五年《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