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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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虫缘》径由出版社印行，未在杂志登载，或许是与“女子世界”无关的缘故。周作人说：“这是还没有侦探小说时代的侦探小说，但在翻译的时候，《华生包探案》却早已出板，所以我的这种译书，确是受着这个影响的。但以侦探小说论，这却不能说是很通俗，因为它的中心在于暗码的解释，而其趣味乃全在英文的组织上，因此虽然这篇小说虽是写得颇为巧妙，可是得不到很多的外国读者，实在是为内容所限，也是难怪的。”69周氏自己娴习英文，显然知道“趣味”所在。其实《侠女奴》之译介，更直接的原因也在于“觉得很有趣味”。此种重视趣味的翻译理念，在他几乎坚持一生。《阿利巴巴和四十强盗》与《黄金甲虫》原书，皆由大哥从日本寄来。然而不像鲁迅此前之《月界旅行》全用白话，或《地底旅行》文白夹杂，周作人所译纯系文言。对于这最早两种译作，周作人的自我评价并不高：“那时还够不上学林琴南，虽然《茶花女》与《黑奴吁天录》已经刊行，社会上顶流行的是《新民丛报》那一路笔调，所以多少受了影响，上边还加上一点冷血气，现在自己看了也觉得有点可笑。”70
这一时期，周作人思想波动颇大，在日记中多有反映，可能仍与迟迟不能如愿赴日留学有关。譬如“予之主义，非仅乐生，直并乐死”71，“予则不喜不悲，无所感”72，等等，正如其所总结的那样：“……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这于甲辰乙巳最为显著。”73而自此开始阅读佛经，却给后来留下深深印迹。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日记云：“下午归，经延龄巷，购经二卷。”以后他说：“这头一次所买的佛经，我记得一种是《楞严经》，一种是《诸佛要集经》与《投身饲饿虎经》等三经同卷。第二次再到金陵刻经处请求教示，据云顶好修净土宗，而以读《起信论》为入手，那时所买的大抵便是论及注疏，一大张的图或者即是对于西土向往。可是我看了《起信论》不大好懂，净土宗又不怎么喜欢，虽然他的意思我是觉得可以懂的。”74“我在二十岁前后读《大乘起信论》无有所得，但是见了《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这里边的美而伟大的精神与文章至今还时时记起，使我感到感激，我想大禹与墨子也可以说具有这种精神，只是在中国这情热还只以对人间为限耳。”75此番阅读影响至为深远，多年后他倡导“道义之事功化”，或即根植于此。南京狱中写组诗《往昔》，其第二首咏菩提萨埵，所说亦是这事：“往昔读佛书，吾爱觉有情。菩萨有六度，忍辱良足钦。布施立弘愿，愿重身命轻。投身饲饿虎，事奇情更真。平生再三读，感激几涕零。向往不能至，留作座右铭。安得传灯火，供此一卷经。”
也许是阅读佛经有所感悟，周氏的日记中流露出某种新的思想倾向。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七日云：“近来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其不同如是。”一月二十一日云：“西人之恒言云，人皆有死。人能时以此语自警，则恶事自不作，而一切竞争皆可省。”三月十二日云：“世人吾昔觉其可恶，今则见其可悲，茫茫大陆，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时代风气使然，周作人曾经相信“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而倡导“竞生存”、“与强敌争一旦之命”76，起念译介《侠女奴》、《玉虫缘》，亦可归入此列；现在却不无疑惑了。他的新的想法，尤其体现在一九〇六年所作中篇小说《孤儿记》中。“那时苏子谷在上海报上译登《惨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说》上常讲起‘嚣俄’，我就成了嚣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诣的搜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设法凑了十六块钱买到一部八册的美国版的嚣俄选集。这是不曾见过的一部大书，但是因为太多太长了，却也就不能多看，只有《死囚的末日》和ClaudeGueux这两篇时常拿来翻阅。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鱼雷堂的空屋里，忽然发心想做小说，定名曰《孤儿记》，叙述孤儿的生活；上半是创造的，全凭了自己的贫弱的想象支撑过去，但是到了孤儿做贼以后便支持不住了，于是把嚣俄的文章尽量的放进去，孤儿的下半生遂成为Claude了。”77周作人称此书为“半做半偷”。一九〇六年六月，《孤儿记》由小说林社出版，署名平云。“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费。”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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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知堂回想录·我的新书二》。
70《丁初我》（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亦报》）。
71一九〇五年二月三日日记。
72一九〇五年二月四日日记。
73《知堂回想录·五年间的回顾》。
74《读戒律》（一九三六年九月《青年界》第十卷第二期，收《风雨谈》）。
75《我的杂学》。
76《说生死》。
77《学校生活的一页》。嚣俄（VictorHugo），通译雨果。ClaudeGueux：《死囚末日记》，雨果一八四三年作短篇小说。
78《知堂回想录·鱼雷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