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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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记》的思想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此书“为感于嚣俄《哀史》而作，藉设孤儿以甚言之”79，自始至终，都不是中国背景。这是一个有关孤独无告的故事，字里行间洋溢着雨果精神，但并非简单复述前人意见。作者说：“呜呼，天演之义大矣哉，然而酷亦甚矣。宇宙之无真宰，此人生苦乐，所以不得其平。而今乃复一以强弱为衡，而以竞争为纽，世界胡复有宁日。斯人苟无强力之足恃，舍死亡而外更无可言。芸芸众生，孰为庇障，何莫非孤儿之俦耶？匹夫匹妇不能得多助于天，其殗忽以死，可无论矣。即试推之一国一群，其理亦莫不视此。弱小之国慑于强暴，祸患频仍，而又苦于呼籲之无门，则由渐而习，戚戚之尤，乃或转为浩浩。人方称以为异，而不知积弱之民，非神明与体质并进于顽，万无能倖存于一日。此孤儿之国民所以可悲也。”这样一部为弱者、为个人张目的书，出现在“天演”、“竞争”风行之际，视为不合时宜可，视为先知先觉亦无不可。又说：“嗟夫，大地莽苍，末日何届，其惟与悲哀长此终古欤？即使不然，当其渐演渐进，姑无论进何所止，抑或乌托邦之可期，而人类悲哀，亦奚能绝迹于大地。即其演进所经，其骚扰至久，亦已大可叹矣。昔嚣俄有言曰：‘自由与健全同物。’斯言也，未能践之于今昔，宁将践之于将来乎？未可知也。呜呼，此天演之义所以为千古之不磨，而终未能餍嚣氏之心，而塞灵均之问者也。”80作者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进化论——讲得确切一点，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指向的那个结果；或者反过来说，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背景下，重申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所关心的是其中无力竞争，不得不居于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进一步更说：“吾闻之，人生以苦乐为究竟，否此者皆属涂附之辞。故茫茫大地，是众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脱离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进于文明。固无论强权之说未能中于吾心，而亦万不能引多数幸福之言，于五十百步生分别见者也。”81这奠定了一位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以后他始终坚持关心个人、不放弃每一个人的立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82，亦萌芽于此。——其实此前译著中将英雄与理想一概归诸女性，也可理解为基于女性系社会中的弱者这一前提；也就是说，《好花枝》中所述，做了《侠女奴》、《女猎人》等的底子。后来他更一再借用《庄子·天道》之“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概括自己这一思想。
与此同时周作人仍然继续争取留学日本。一九〇五年冬，北京练兵处拟派学生出国学习海军，周作人所在头班，全体被送去应考。十二月十七日抵达，翌年一月十三日离开。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看了几场京剧，其中的色情表演给他留下恶劣印象，加以接受不了某些唱法，乃至终生对京剧取抵制态度。考试及格，但因近视未能通过体检，久久滞留于水师学堂。其间将所作诗稿编为一册，题曰《秋草闲吟》。此卷已佚，序中有云：“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怅怅，……”可见心境之一斑。《孤儿记》就在此时写成，或许亦不无自况之意。直到五六月间，才获准派往日本学习建筑。夏秋之际，他与回国成亲的鲁迅一道东渡83。距离最初起念出国留学，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途中经停上海，他剪去了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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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孤儿记〉凡例》，收《孤儿记》。《哀史》即《悲惨世界》。
80《〈孤儿记〉绪言》，收《孤儿记》。
81《〈孤儿记〉缘起》，收《孤儿记》。
82《人的文学》（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收《艺术与生活》）。
83关于周氏兄弟此次赴日时间，鲁迅向无说明。周作人计有三说：一，《墨痕小识》（约完成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云：“夏，往东京。”二，《鲁迅在东京》（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说：“秋天再往东京。”《知堂回想录·吴一斋》也说：“于秋间出发。”三，《遗失的原稿》（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作，收《知堂乙酉文编》）说：“丙午九月我到东京。”《知堂年谱大要》也说：“九月往东京。”按《知堂年谱大要》自民国元年起注明“以下均是阳历”，实则此前亦不尽用阴历，尤其是在日留学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