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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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佚史〉序》中所说，很能代表译者当时的文学观念：“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繙，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这话用来讲《红星佚史》，此前之《侠女奴》、《玉虫缘》，此后之《匈奴奇士录》等，均无不可。“移人情”其实也能涵盖“弱小民族文学”——它是在此范畴之内有所选择，而不是超出其外。以后周作人写《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所论虽然繁复，仍然以“移人情”为核心。
《劲草》即俄国作家阿列克赛·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Толстой）一八六二年所著长篇小说《КнязьСеребряный》103。周作人说：“这位大托尔斯泰比那《战争与和平》的著者年纪要大十一岁，虽然不及他的后辈那么有名，可是他那小书在本国大受欢迎，我们看了也觉得非常有趣。”104该稿系周作人据英译本转译，他起草，鲁迅修改誊正。而《红星佚史》中的二十来首诗歌，亦由他口译，鲁迅笔述。这两本书乃是周氏兄弟一系列合作的开始。
周作人说：“这回的译稿卖不出去，只好重新来译，这一回却稍为改变方针，便是去找些冷僻的材料来，这样就不至于有人家重译了。恰巧在书店里买到一册殖民地版的小说，是匈牙利育凯所著，此人乃是革命家，也是有名的文人，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擅长历史小说，他的英译著作我们也自搜藏，但为译书卖钱计，这一种却很适宜。盖此书原本很长，英译者稍事删节，我们翻译急于求成，所以这是颇为相宜的。”《匈奴奇士录》即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JókaiMór）105一八七七年所著长篇小说《神是一个》（EgyazIsten），英译者为倍因（RobertNisbetBain）106。周作人说：“里面穿插恋爱政治，写得很是有趣。”107林纾译过司各得（WalterScott）108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为轰动，周氏亦很爱读；而育珂摩耳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从这一点看来，选译《匈奴奇士录》，仍然多少受到林纾的影响。但是匈牙利——也许还可以提到《劲草》所属的俄国——已经属于“弱小民族文学”的国度，何况育珂摩耳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家，《匈奴奇士录》也是弘扬匈牙利民族精神之作。此外一项原因，则如周氏后来所说：“当时我们承认匈加利人是黄种，虽然在照相上看来，裴彖飞还有点像，育西加与育珂等人已显然是亚利安面貌了。但他们的名字与欧人不同，写起来都是先姓后名，如英译称摩理斯育珂，而其自署则必曰育珂摩耳，这一节似乎比印度人还要更是东方的，在三十年前讲民族主义的时代怎能不感到兴趣。”109
周作人翻译这几本书，说得上自有一己寄托在焉；同时也合乎大众口味，所以能够“卖钱”。后一方面，乃是与拟议中的《新生》以及随后问世的《域外小说集》区别所在。周氏曾说：“严先生著书的全部当时都搜集完全，林先生的也搜到光绪末年的出版为止。……我虽佩服严先生的译法，但是那些都是学术书，不免有志未逮，见了林先生的史汉笔法的小说，更配胃口，所以它的影响特别的大。我在民国以前译过几篇古文小说，其中有不少林派的字句。”110《红星佚史》与《匈奴奇士录》行文流利，易于阅读。这两本书，可以看作他对于一度景慕的林纾的告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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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通译《谢列布良内公爵》。
104《遗失的原稿》。
105通译约卡伊·莫尔。
106通译贝恩。
107《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下》。
108通译司各特。
109《匈加利小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晨报》，收《书房一角》）。
110《我的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