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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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间，因为偶然的机缘，已告流产的《新生》计划陆续以别种形式实现，尽管未能取得周氏兄弟所期待的成功。——且按下这一话头不表，先说其间发生的另外一件相关的事：一九〇八年夏天，他们开始听章炳麟讲学。“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111
对周作人来说，这仍是一种语言学习。学习英文以及此后学习古希腊文，为他开辟通晓西方文化之路；学习日文，开辟通晓日本文化之路；听章炳麟讲学，则使周作人得窥中国文化的神髓。他曾说：“鲁迅对于国学本来是有根柢的，……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112这话也可以用来说他自己。得到国学大师真传，兄弟二人于此造诣甚深；是以多年后与章士钊、陈源等论战时，才会那么轻蔑对手。至于当下直接的作用，则体现于文章之中，无论写作还是翻译。即如周作人所说：“丙丁之际我们翻译小说，还多用林氏的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即严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气了。以后写文多喜用本字古义，《域外小说集》中大都如此，斯谛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钱》曾登在《民报》上，请太炎先生看过，改定好些地方。”113这在当时，明显带有反清排满的民族革命色彩。——后来他有所说明：“革命精神的怀古，是一种破坏现状的方便，与对于改革而起的反动的保守的运动很不同，譬如希腊复活古语，貌似复古，其实却在驱逐闯入的土耳其语。中国革命以前的复古思潮也如此，与革命后的反动的复古完全是两样的；所以我们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怀古的思想要能客观的理解他，不可将他认作民族的传统精神。”114周作人的复古立场，前后坚持了将近十年。除此之外，他还讲到一层：“我总觉得受了不少影响，革命前后的文字上的复古或者也是一种，大部分却是在喜欢讲放肆的话，——便是一点所谓章疯子的疯气。”115此即传承了浙江“深刻”一脉文风，对他自己身上的“叛徒”或“流氓鬼”不无启发作用。民报社听讲的同学中，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等，将来继续出现在周作人的世界里，有的还扮演了重要角色；三十年后钱玄同逝世，周作人所写挽联有云：“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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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钱玄同一九○八年七月二日日记云：“将《说文》札记玉部至丨部，又正部至行部录出一篇，不明者多，一则积日太久，匈中弥觉糊塗，一则初抄时更外行也。好在不久尚要听第二遍，再板再订正矣。（有许季弗、周……等要听讲，趁暑假在民报社另班开讲，余与龚、逖二人拟再旁听。）”据许寿裳称为时“不满一年”（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致林辰信），周作人则谓“大约持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
112《鲁迅的青年时代》。
113《关于鲁迅之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宇宙风》第三十期，收《瓜豆集》）。
114《〈神父所孚罗纽斯〉附记》（一九二〇年九月十日《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七号，收《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115《我的负债》。
116《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实报》，又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宇宙风乙刊》第八期，收《药味集》改题《玄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