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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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给《河南》撰稿，以鲁迅为主，周作人为辅，共同构筑了一个思想体系，纲领即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说“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十年之后，他们藉《新青年》重在思想界发难，实系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发扬光大。一九二五年鲁迅出版论文集《坟》，将《河南》上自己的几篇完整之作收入，表明继续认可其中观点；周作人则始终坚信“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130，也是脱胎于“任个人而排众数”。当时二人所作，既相互呼应，又相互补充，应该是长久酝酿、反复切磋的结果。《摩罗诗力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着眼点都在“掊物质而张灵明”这一方面。《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解决文学观念的问题，这是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位置当在《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哀弦篇》之间。文章引述西方各家各派说法，可见作者视野广阔——这一点此前在《天义报》上已有所显现；而对于文学理论的特殊兴趣，则使我们联想到他后来的《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等。周氏自谓开有“文学小店”，应该说由此揭幕。该文后半部分虽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具体批评对象，矛头却指向在中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所言：“第吾国数千年来一统于儒，思想拘囚，文章委顿，趣势所兆，邻于衰亡，而实利所归，一人而已。及于今日，虽有新流继起，似易步趋，而宿障牵连，终归恶化，则无冀也。有志之士，生当今时，见夫民穷国敝，幡然思以改之，因太息涕流言工商之不可缓，顾知谋一身之饱温，遂不顾吾心之寒饿乎？又或呼号保国，言利权收回矣，顾知宝守金帛，而心灵桎梏遂不思解放乎？从可知文章改革一言，不识者虽以为迂，而实则中国切要之图者，此也。夫其术无他，亦惟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而已。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又当摈儒者于门外，俾不得复煽祸言，因缘为害。而民声所寄，得尽其情，既所以启新机，亦既以存古化。”正是《摩罗诗力说》所谓“撄人心”者也。
《摩罗诗力说》云“求新声于异邦”，《哀弦篇》则谓“介异邦新声”，所介绍者亦有重合，如波兰诗人密克威支（AdamMickiewicz）131、斯洛伐支奇（JuliuszSlowacki）132、克剌莘斯奇（ZygmuntKrasiński）133等，彼此都曾讲到。《哀弦篇》后出，述及密、斯二氏生平，径曰参看《摩罗诗力说》；个别处则予以订正，如《摩罗诗力说》讲密克威支等“本裴伦”，《哀弦篇》则说：“波阑当时文章，虽受裴伦感化，顾所咏人物性情，迥不相合。”指出波兰诗人并不如裴伦（GeorgeGordonByron）134般“轻其国人”、“以咎责国人”。更为重要的是，《摩罗诗力说》与《哀弦篇》虽然宗旨相去不远，却是兄弟二人分别本诸一己性情，对于世界文学有选择性的接受。哥哥激越，标榜“摩罗”；弟弟沉郁，强调“悲哀”。如果套用现成的文学观念，可以说其一侧重浪漫主义，其一侧重现实主义。《哀弦篇》“兹所言者，首波阑，次乌克剌因，驸以斯拉夫小国，次犹太终焉”，都属于所谓“弱小民族文学”；归结为：“如上所述，列国文人，行事不同，而文情如一，莫不有哀声逸响，迸发其间，故其国虽亦有黯淡之色，而尚无灰死之象焉。若在吾国，则何有矣。……今于此篇，少集他国文华，进之吾土，岂曰有补，特希知海外犹有哀弦，不如华土之寂漠耳。”似乎更足以概括继乎其后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一书。对于周作人来说，《哀弦篇》上承《孤儿记》，下启二十至四十年代诸作；在其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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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北沟沿通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世界周报·蔷薇周年纪念周刊》，收《谈虎集》）。
131通译密茨凯维奇。
132通译斯沃瓦茨基。
133通译克拉辛斯基。
134通译拜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