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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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说：“《新生》式的论文，既然得在《河南》上边得到发表的机会，还有翻译这一部分，不久也就以别一种形式发表，这就是《域外小说集》了。”135起手翻译应该稍早，其中周作人所译斯谛普虐克作《一文钱》，一九〇八年六月在《民报》第二十一期发表。着手编辑出版，则在搬进波之十九号以后，乃是得到后来的一位住客的资助：“蒋抑卮是杭州的银行家，大概是浙江兴业银行的理事吧，他本与许季茀相识，一九〇八年他往东京割治耳病，先到本乡许处寄居，鲁迅原住在那里，所以认识了。他虽是银行家，却颇有见识，旧学也很好，因此很谈得来，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垫付印刷费，卖了后再行还他。这结果便是那两册有名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一千本，垫了一百元，第二册减少只印了五百本，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是不会得出世的。”136——附带说一句，蒋抑卮关于周作人的印象是：“这人甚是高傲，像是一只鹤似的。”对此周氏说：“这似乎未必十分正确，我只是不善应酬，比较沉默，但在形迹上便似乎是高傲，这本来是我所最为不敢的。”137
中国现代文学实发轫于周氏兄弟未获成功的《新生》，——如果说“甲编”《河南》所载理论是以鲁迅为主，那么“乙编”《域外小说集》所收翻译就以周作人为主。《域外小说集》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第一册于一九〇九年三月出版，收小说七篇，其中周作人译五篇；第二册于同年七月出版，收小说九篇，周作人译八篇，余为鲁迅所译。二人分别据英、德文翻译或转译。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所撰序言有云：“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与《摩罗诗力说》、《哀弦篇》所说正相一致。他们原本有个庞大规划，即如该书“略例”所说：“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惟仅出两册即告中止，未及完成138。鲁迅说，当时“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139。从已出版的两册来看，这一愿望只是部分得以实现。“弱小民族文学”本来是个内容概念，以后他们倡导的“人道主义文学”实即孕育于此；但是当时因为材料有限，遴选不易，也就退而成为一种地域概念。即便如此，《域外小说集》所收亦不尽是“弱小民族文学”，“叫喊和反抗”者尤其不多，——虽然这不应从社会层面，而应从精神层面去理解。相比之下，倒更接近《哀弦篇》说的“哀声逸响，迸发其间”，周作人所译波兰作家显克微支（HenrykSienkiewicz）140的《乐人扬珂》、《灯台守》和《天使》，可以作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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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知堂回想录·〈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
136《袁文薮与蒋抑卮》（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
137《知堂回想录·蒋抑卮》。周作人的笔名“鹤生”，即出典于蒋氏的说法。
138两册《域外小说集》书末均有“新译预告”，未经译出者尚多。其中匈牙利作家密可札忒（MikszáthKálmán，通译米克沙特·卡尔曼）的《神盖记》（SzentPéterEserny?je，通译《圣彼得的伞》），周作人译了一部分，未发表，稿藏上海鲁迅纪念馆。
139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收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创作的经验》）。
140通译显克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