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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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比鲁迅晚两年离开日本，对于日本的理解，就与兄长有些分别。讲到他和日本的关系，这段时间实属关键。鲁迅走后，周作人重新学习日文。“不过所学的不再是书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罢了，论理最好是来读现代的小说和戏剧，但这范围很大，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好，所以决心只挑诙谐的来看。这在文学上便是那‘狂言’和‘滑稽本’，韵文方面便是川柳这一种短诗，……狂言是室町时代的文学，属于中古时期，去今大约有四百年了，川柳与滑稽本虽然是近世的江户时代，但计算起来也已是二百年前左右的东西，落语的起源也约略在这时候，所以这些参考的资料，大半是在书里，这就引我到杂览里边去了。川柳在现在还有人做着，落语则在杂耍场里每天演着，与讲谈音曲同样的受人欢迎，现代社会的人情风俗更是它的很好资料，闲来到‘寄席’去听落语，便是我的一种娱乐，也可以说学校的代用，因为这给予我语言风俗的帮助是很大的。”164周氏视川柳为风俗诗，对可以称为风俗画的浮世绘也很喜欢，但于前者“有时或者还感到淡淡的哀愁”，于后者则强调“这里边常有一抹暗影”，“常引起怅然之感”165，所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审美体验。多年以后，他还提到自己“从日本的川柳，特别是《末摘花》四编，得到极大的影响”166。当时他开始搜求柳田国男等人的乡土研究著作，也是“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167，特别是宗教方面，以期真正了解日本的事情。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周氏夫妇迁居麻布森元町，更加接近日本普通人的生活：“这好像是火车里三等的乘客，都无什么间隔，看见就打招呼，也随便的谈话。……有些市井间的琐闻俗事，也就混了进来。”168以后周作人说，其“杂学”“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169；只有通过后来这番阅读与际遇，才得以深入到“情”的层面去理解日本文化，进而转化为自己的文化构成，——这里他更将“狂言”、“滑稽本”与川柳等作为对比的一方：“中国在文学与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征候，或者这是伪道学所种下的病根欤。”170周作人因此对于日本文学有着特别的兴趣点，晚年所译《狂言选》、《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等，即为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周作人曾对长谷川如是闲“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的意见表示赞同171。这与周氏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因为作为读者，他正是日本明治文学的见证人：“我们在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京的人，对于明治时代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近与怀念。这有种种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也就只是这文坛的几位巨匠，如以《保登登几寿》（义曰杜鹃）为本据的夏目漱石，高滨虚子，《早稻田文学》的坪内逍遥，岛村抱月，《明星》，《寿波留》（义曰昴星），《三田文学》的森鸥外，上田敏，永井荷风，与谢野宽诸位先生。三十年的时光匆匆的过去，大正昭和时代相继兴起，各自有其光华，不能相掩盖，而在我们自己却总觉得少年时代所接触的最可留恋，有些连杂志也仿佛那时看见的最好，这虽然未免有点近于笃旧，但也是人情之常吧。”172可以说周作人对日本的兴趣，始终限于自己曾经亲身经历的年代；他特别强调当时日本还未被“西洋化”，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学之中。后来他将坂本文泉子反映“儿童生活与明治风俗”173的《如梦记》（《夢の如し》）译成中文，也是寄托某种怀念之情。对于明治文学，周作人亦自有所取舍。他在日本期间，自然主义运动甚嚣尘上，夏目漱石、森鸥外等则不为所动；周作人的口味明显偏向于后一方面，所喜欢的作家均属非自然主义文学阵营。这与鲁迅非常接近，他也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174日后兄弟二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就将自然主义之作排除在外。这似乎体现了某种倾向，即对于文学本身的成就更其看重，同时又要求它能够传达人生更普遍、更具概括性的东西。周作人离开日本之前，唯美派的谷崎润一郎，白桦派的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以及石川啄木等已陆续登场，也都为他所关注。武者小路实笃以后对他思想上的影响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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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知堂回想录·学日本语续》。
165《我的杂学》。
166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致鲍耀明信。
167《我的杂学》。
168《知堂回想录·赤羽桥边》。
169《我的杂学》。
170同上。
171《怠工之辩》（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作，收《苦口甘口》）。
172《与谢野先生纪念》（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益世报》副刊，收《苦茶随笔》）。保登登几寿，即ホトトギス；寿波留，即スバル。
173《〈如梦记〉第一章译者附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艺文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17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