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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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报社听讲，旨在“文字上的复古”；嗣后周作人学习古希腊文152，也是出于同一目的。“那时日本学校里还没有希腊文这一科目，帝国大学文科有开培耳在教哲学，似乎设有此课，但那最高学府，不是我们所进得去的，于是种种打算，只能进了筑地的立教大学，这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校长是姓忒喀（Tucker），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后来继续下去的，是克什诺芬（Xenophon）的《进军记》（Anabasis）。但是我并不重视那正统古文，却有时候还进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这乃是那时代的希腊白话文，是一般‘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所以耶稣的弟子那班犹太人也都懂得，能够用以著书。我这样做，并不是不知道古希腊学术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学者们的著作，实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种野心的。正如严幾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虽然章太炎先生说他‘载飞载鸣’的不脱时文调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我在南京学堂里时候，听过比我高两班的同学胡朝梁——这是他的原名，后来成为诗人，称作胡诗庐了——的议论，强调《圣书》的文学性，说学英文的人不可不读。这在一六一一年英王钦定的译本是不错的，但是我读汉文译的《圣书》，白话本是不必说了，便是用古文写的，也总是觉得不够古奥，不能与佛教相比。佛经本来读得很不多，但那时已经读到《楞严经》和《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觉得这中间实在很有一段距离，我的野心便是来弥补这个缺恨。”153
这一计划后来被周作人放弃，因为据他说，“等得我学了几年，回到本国来之后，复古思想慢慢的改变了，后来翻看《圣书》，觉得那官话和合译本就已经十分好了，用不着再来改译”154。不过掌握古希腊文，却别具重要意义。西方文明构成周作人的思想背景之一，而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乃是直溯其源头古希腊，并非“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155；进而更揭示“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比较接近”，“于人生最适用，他的地位在各种文明中比较适中”156，这与能够直接阅读原典不无关系。他也曾利用这一能力，译介了包括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ēs）157、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158、海罗达思（Hērōdas）159和路吉阿诺斯（Loukianos）160等古希腊作家的大量文学作品。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间，周作人还曾与章太炎一道学习梵文，但仅听两课，就停止了。只是章太炎为此来信，将周作人的号“起孟”——此乃周作人仿效鲁迅的号“弧孟”为自己所起——写作“启明”，以后被他采用为“字”161，并衍生出“岂明”等名号，算是留下一点纪念。及至晚年不得以本名发表作品，出书多署“周启明”。
一九〇九年三月十八日，周作人娶羽太信子为妻。信子时年二十，本为“伍舍”的女佣；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前一年的四月八日。这一婚姻无疑加强了周作人与日本之间的关系162，但未必能左右他在该关系中的某些抉择。一九〇九年八月，鲁迅回国。据他说：“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163新婚不久的弟弟、弟媳当在其列。这时适逢《域外小说集》以失败告终，兄弟二人的合作也就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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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知堂回想录·学希腊文》说：“这年（一九〇八）的秋天，我开始学习古希腊文。”《知堂年谱大要》也说戊申年“入立教大学”。但是立教大学的学籍登记表上，周作人“入学时间”一栏却写着“明治四十二年四月十日”，所读系“商科豫科”，如此则是一九〇九年的事了。“退学时间”则为“明治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153《知堂回想录·学希腊文》。克什诺芬，通译色诺芬。《进军记》，通译《长征记》。
154同上。
155《北大的支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作，收《苦竹杂记》）。
156《希腊闲话》（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新生》第一卷第二期）。
157通译阿里斯托芬。
158通译忒奥克里托斯。周氏又译台阿克利多思。
159通译赫罗达斯。
160通译卢奇安，又译琉善。
161一九一五年四月十日日记。
162正如梁实秋所说：“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响，一定爱她，一定爱屋及乌的爱与她有关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娶日女为妻，对于日本的许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忆周作人先生》）
163鲁迅：《鲁迅自传》（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六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