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发型发展视角下农村“空心化”治理研究——基于皖南B村的田野调查

内发型发展视角下农村“空心化”治理研究——基于皖南B村的田野调查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6:00:45，全文字数：28456。

内发型发展视角下农村“空心化”治理研究——基于皖南B村的田野调查

��市流动导致的山区农村整体经济社会功能的退化，使得城乡之间在基本制度、生产条件、收入就业、文化认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出现较为严重的城乡关系断裂现状。此外，笔者认为造成山区B村“空心化”的根本原因，既有当地党委和政府对其规划性改造的低意愿等主观因素，也有其自然条件差、经济资源匮乏和区域位置远等客观因素。

（一）城乡缺乏互助协同

B村大部分村民因劳动素质未能满足城市发展需求而未能真正实现“村民——市民”身份的转变，村庄呈现出候鸟式、季节性空心化现象。这种“体外循环”式的阶层分化，使得村庄大量的资源聚集在城市，形成对城市的“公益输出”。村庄经济社会的正向建构逐渐被更为深厚、更为宽广的城市场域消解。城市与农村应然的交融互动却变成城市对农村实然的资源汲取。这种城乡之间缺乏互助的发展，使得村庄的微观社会结构和经济文化形态发生本质改变。

（二）政府缺乏指导规划

L乡政府虽然向B村提供人力、技术、资金等碎片化的资源支持，但仍面临“嵌入”乡土社会“不适应”的困境，如正式资源非正式利用、村民的消极抵抗等。究其原因在于政府对村庄的建设和发展缺乏合理、整体、长远的规划指导。具体而言，一方面公共物品、规则制度的供给存在短暂性和缺乏连续性，参与指导和政策落实缺乏灵活性；另一方面政府的职责定位不明确，没有发挥其在宏观调控上的作用，没有协调好村域各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

（三）村庄缺乏本土特色

B村虽拥有较为丰厚的生态环境资源和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却没有对其充分挖掘和利用，没有将乡土本色同现代发展诉求统一到发展之中，更谈不上把本地区打造成类似日本大分县的“一村一品”。究其原因，村庄没有立足本地区潜在资源将本土特色彰显出来，多元主体缺乏自主创造意识和创意功夫意向。较为突出的表现是地区经济产业品牌没有树立起来、村庄特色没能彰显，村域资源比较优势尚未显现。

（四）农民缺乏自主发展

农民自主发展是指个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作为主体应有的自我决定权。其是衡量农村“空心化”现象的重要参考指标。B村农民自主发展的缺乏主要体现：一是经济上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产经营掌握度不高。如农民土地流转的自主决定权受约束；二是政治上自我参与和表达的意愿低。如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和村务公开的关注度低；三是社会上自我参与活动和人际交往少。如参加L乡政府、村里以及合作社组织的活动较少、村民之间的交流沟通少。

五、内发型发展视角下农村“空心化”的治理路径

B村“空心化”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村庄变迁的缩影。虽然国家在积极推动资源下乡、政策下乡等以期实现乡村振兴，但让本土人口回流且维持传统农业生产的“空心村”治理路径俨然不合时宜。不过换一种角度思考，可以发现，城市周边所谓的“空心村”，其“空”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虽然山区B村“空心化”现已成为影响村庄经济、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国家与社会互动、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培育村庄精英等措施，以重塑村庄功能和重构村庄结构，也将可以获得新的发展。具体如下：

（一）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其实是内发型发展理论中“融合发展”“地区范围”等观点的创新体现。城乡融合的实质是“融合”，是城与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补共生的关系形态，是外源的、浅层的联系不断渗透为内源的、深层的有机联系的过程，也是城乡边界性日益模糊、耦合性不断提升的进程。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B村欲治理“空心化”现象，其机理来自内外部系统动力的共同作用。村庄通过实现城乡产业、关系的功能重构，试图改变其在城乡体系中的功能定位[4]。具体而言，其一，产业功能重塑。虽然B村缺乏农耕资源优势，但以盛产橘子、香榧等农作物为主。基于此，可以创新方式开拓市场，积极实现产业功能重新定位：对传统以耕地为主的农业农产施行“积极的退出”，通过土地流转、租赁等方式将“沉睡资产”融入“生产+旅游+休闲”乡村商业体模式，努力打造高品质生态文化休闲盛地，实现从“物质食粮”到“精神食粮”的转变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这样，不仅给村民带来经济收益的扩增，而且能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的回流。其二，关系功能重塑。应当把B村与其所在乡、县、市视为“社会形态”的一体性存在[17]，不应割裂的应对“农村病”和“城市病”。这是因为，在后工业时代背景下，城市的喧闹拥挤和环境恶化，使得人民迫切渴望远离人为空间而选择到乡野山林。B村可遵循市场逻辑，将城市中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村庄的再造中，试图打造成以“生活”“环境”为主导的高端休闲住宿服务场地。

（二）国家与社会互动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是解决B村“空心化”现象的逻辑出发点，即将国家建构乡村的规划性与乡村回应国家的内生性相结合。具体而言，其一，国家建构村庄的规划性。此种策略选择强调具有行政意志的基层乡镇，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渗透，试图把乡村社会改造成“国家中的社会”的美好图景。通过国家资源输入阻止村庄“空心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L乡党委和政府可以把制度（规则、规范等）、组织（组织权威、社会组织等）、经济（财力、物力等）等各种资源输入到村庄社会经济改造中。这样不仅能实现资源输入与需求表达的有效衔接，而且能实现要素聚合和结构优化的有效整合。其二，乡村回应国家的内生性。此种策略选择强调将具有乡土性的村庄视为自治性的实体，依托内在的诸如乡土文化、乡土规则、乡土秩序等本土性资源，试图把乡村社会演化成“社会中的国家”的美好图景。在追求“治理”的价值面向和尊重乡村自治性的前提下，国家以“指导者”“协调者”“引导者”的形象出现在乡村场域内。人情、关系、宗族等构成B村的社会资本力量，L乡党委和政府可以引导B村构建诸如“宗族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内生平台，吸纳本村村民参与到村庄建设中。这样不仅能扩大村庄的自制空间和提高村民的参与感，而且有利于村庄共同体的建构和乡村社会场域的重塑。概而言之，在“国家驱动”和“乡村回应”两个视位的双向驱动下[18]，以期实现国家力量和乡村内生力量的有机融合。

（三）确立农民主体地位

鹤见和子指出国民进步与社区发展不是得益于法律和制度的设立，而是得益于每个个体的自主独立行动以及奋斗的积累。村庄内生发展其实是实现地区范围内村民共同目标的一种途径、模式以及形式多样的社会变化过程。而要达成这种目标必须确立村民的主体地位，这是村庄本土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共同目标可能实现的前提条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政策话语和实践视野都应向农民主体倾斜。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更应重视“找回农民”“谁的乡村建设”等议题。因此，认可和激发农民作为“能动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是影响农村发展、农民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因素，更是解决“空心化”问题的内生力量所在。基于此，解决B村的“空心化”问题，需尊重村民内生主体发展规律，充分利用地区人力资源优势，即通过真正的“小民创造”实现个人和村庄的共同发展。进一步说，农民主体性力量的释放在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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