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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及其思想观念本土化进程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根源

时间:2023-04-12 06:47:53

中国体育及其思想观念本土化进程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根源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6:47:53,全文字数:29017。

中国体育及其思想观念本土化进程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根源

条件真正体会到体育的内涵,那种功利短视的实用价值观才能有所缓解乃至消解。因此,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欧美自然体育思想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认同背景,自然体育思想在国内的推行也无法原样复制,必然带有本土文化的印记以求更广泛的认同。因此,国内自然体育思想也带有鲜明的“土洋融合”特色。

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越大,本土体育思想的抵触也愈烈。20世纪30年代初,最终引发了关于中国体育走向的大辩论,即“土洋体育”之争。代表土体育的就是“国粹体育”观,其基本思想就是将武术视为“国粹”,提倡以武术代替西方体育,主张摈弃和脱离西方体育。国粹体育观“更多的是把体育定位在祛病延年的手段和卫国(政治)治产(经济)的工具”[6],体现

了浓厚的实用取向,这也是本土体育的基本特征。对国粹体育观的主张,自然体育论者坚决反对,认为“体育之范围至广,而其所包括之活动亦至多,国术不过其中之一种活动耳。其在体育上之地位,犹拳术及角力之在体育上之地位也”。若以国术替代其他体育活动,“是实未明体育与国术之内容与性质及其二者之功能也”[2]213。可见,国内自然体育论者不否认武术是体育的一种,而是反对以武术替代体育,主张体育的内涵不应按国界分派,而应看其是否有益于人的身心、能否满足社会需求,做到“土洋不分、世界大同”,这种思想观念与后来的体育整体观何其相似。国内自然体育论者坚持文化交融的开放心态,体现出学习先进、文化融合的热情。当然,他们无法在当时的中国原封不动地推行美国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必然会融入一些本土文化元素。即便如此,这种土洋融合的自然体育观与拒绝交融的国粹体育观相比仍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经过这场争论,自然体育思想在国内逐渐处于主导地位,本土体育(武术)也借机在体育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体育总体上保持着开放的姿态处于短暂的良性发展时期。后来,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打断了这种局面,中国体育再次进入体育军事化时期。 其实,本土化思潮和西化思潮尖锐对立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特征,不同体育思想的对立与争论只不过是这一社会文化大背景的一种表现而已。“近代体育的发展提示我们,体育一方面代表着外来文化,一方面有其特殊性。它始终是在一次次中西文化对话的思潮中、在梦魇般缠绕的内忧外患之中、在民族主义的总体语境中,寻找着自己的定位”[7]。可以想象,自西方体育被引入积贫积弱的中国后就背负了太多的民族责任和历史使命,从原本属于欧美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转变为国家意志和军政教育手段,中西体育反差之大可想而知。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外来体育在中国文化中的开展注定不能原样照搬,必然带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质。国内时局危急时造就了极端体育思想观念,如军事化与国粹化;时局的缓和时则促成开放的体育观念,如自然体育观。可见,当时局动荡、颠沛流离时,体育只能被当作某种生存手段。国家长治久安体育才能正常开展,生活惬意有闲暇的国人才有可能体会到体育的意境。

3 竞技与健身——增强体质的衍化

新中国成立后,集中高效的国家体育体制、持续发展的国家综合实力、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为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我国体育事业总体上呈现高速发展态势。我国体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毛泽东于1952年为全国体育工作所作的题词。长期以来,这一题词及其增强体质的核心思想是中国体育事业的实践与理论的总指导,由此衍生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奥运战略与全民健身等中国体育方略。深刻影响着国人对于体育的基本认识和观念。进入21世纪,增强体质思想逐步淡出,三维健康观念逐步凸显并接续主导位置。体育被赋予了国家振兴、民族振奋的根本任务。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蕴含多重意义。首先,“增强体质”有鲜明的传统文化背景。早在1917年毛泽东撰写的《体育之研究》中明确“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程次序之可言者也”[8]3,“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8]9。此外,青年时期毛泽东还创编了一套独特锻炼身体方法,包括“冷光浴、静坐、废止朝食,风浴、雨浴、日光浴、雪浴、游泳、登山、露宿、野营等锻炼项目”[9]。从这些观念可以看到严复“鼓民力”思想的影子,具有明显的传统文化底蕴。其次,“体育运动”可以理解为“体育”和“运动”两大领域,这里的“体育”是狭义的,指的是体质教育;“运动”与Sport对等,具有明显的西方体育文化的特色,将二者并列表述意味着二者同属一个大系统,具有不同的增强体质功效。“发展体育运动”表明了一种主动吸纳和开展西方体育文化的积极开放态度。将二者放在一起解读,就会体会出这一题词具有双重关系以及多重含义。如果将“发展体育运动”与“增强人民体质”看成因果关系,那么,“增强人民体质”是目的和主体,“发展体育运动”是前提和手段,体现了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又表达出西方文化的可用性,更接近于“中体西用”的价值取向。如果把“发展体育运动”与“增强人民体质”理解为一种并列关系,意味着“体育运动”与“增强体质”二者分立独行,互无关联,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也不符合题词的初衷。因此不能从并列关系理解题词的内涵。可见,应该从因果关系来理解该题词的主旨意蕴。由于理解的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的体育观念。

在1982年7月的烟台会议后,体育学界内形成了两大论派,即“真义体育”观(狭义体育观)与体育整体观(广义体育观或大体育观)。真义体育观坚持“增强体质”为体育的本质,因而拒斥“运动(sport)”,是为“狭义体育”观;广义体育观则将sport与体育融为一体,并以体育作为总概念囊括了健身、竞技、教育、娱乐等内容,是为“大体育观”。大体育观与“真义体育”观都不否认增强体质的意义所在,前者将其看作部分,后者将其看作全部,由此导致在看待sport和体育的关系上发生根本分歧。根源在于是否接受sport作为增强体质的手段和途径。它们之间的尖锐对立正反映了国人对待西方体育文化的不同态度,这种对立与当年的“土洋体育”之争的场景颇为相同。增强体质思想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思想派别,各执一端,针锋相对。“真义体育”观具有鲜明本土文化特质而排斥竞技。大体育观则是基于一个“大”体育系统的立场,认为“真义体育”与竞技运动既有各自独立的领域,又是密切关联的部门,不可割裂。虽然其理论体系略显杂乱,但却体现了一种开放与交融姿态,代表着我国体育的总体走向。

21世纪后增强体质逐渐淡出官方文件,作为其思想观念的传承与超越,三维健康观念脱颖而出并接续了主导位置。2001年开始,国家全面推行体育与健康新课程标准,健康第一的理念替代了增强体质成为学校体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增强体质是强调身体机能完好的一维健康观,健康第一的理念则是基于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方面保持良好状态的三维健康观。三维健康观体现出对人的全面关怀,这是对身体机能一维健康观的继承和超越。现代社会的人只是强调身体健康显然是不够的,还需给予充分的心理关怀、社会适应锻炼,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更加重要,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全民健康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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