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雷与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关系研究

葛雷与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关系研究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6:50:54，全文字数：25021。

葛雷与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关系研究

��巴黎奥运会，又能参加戴维斯杯，就可谓事半功倍。

1923年12月18日葛雷同美国草地网球协会通信①明确表示中国对参加戴维斯杯的强烈愿望。美国草地网球协会行政秘书则在1924年1月15日给葛雷回信②，告知比赛报名截止日期为3月15日，并将在该日期后的一天到两天时间内进行抽签，同时要求葛雷选择具体的比赛区域。因此，对葛雷而言，选择运动员是一件急迫的事情。在网球运动员的选择方面，基本的参考就是最近两届远东运动会上的中国网球选手，1921年远东运动会中国网球选手是刁作谦、罗文惠、潘文焕[5]。1923年远东运动会中国选手则是吴仕光、韦荣洛、刁庆欢。1924年2月11日葛雷正式发电报给美国草地网球协会③，报名参加美国戴维斯杯。随后，也就是1924年2月12日葛雷复电美国草地网球协会执行秘书④，给出了一个可能的参赛名单，分别是韦荣洛(队长，曾长期在美国和英国读书)、吴仕光(当时在英国大学读法律系)、刁作谦(时任北洋政府驻古巴公使)以及几位有潜力的在美留学生。在1924年2月18日葛雷还与王正廷有过一次简短的通信，信中葛雷向王正廷做了一个简单的汇报，表达了对中国参加巴黎奥运的乐观态度：“尊敬的王先生，在你离开上海之前，能在火车站和您共度片刻真是太好了。我希望我们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一起讨论中国在体育方面面临的一些国内以及国际上的问题。我们最近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让中国参加戴维斯杯锦标赛。附件是我给执行秘书的一封信的副本。他回复了我，说我给他发的电报已经收到了。这将确保我们能参加今年的戴维斯杯网球锦标赛。韦荣洛先生很想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我们一收到报名表就给他和他的搭档报名。我相信你会很高兴我们至少能有一次参加奥运会的经历。”⑤

另外，笔者所收藏的葛雷系列信函、电报中，有韦荣洛以及吴仕光与葛雷的相关通信，其中也透露出一些细节。1924年2月14日吴仕光写信给葛雷⑥，表示自己还不确定能不能去参加巴黎奥运会和美国的戴维斯杯，但会努力去。同时，建议邀请马来西亚华侨邱飞海，认为他网球打的更好。在信中他还询问巴黎奥运会举行的时间以及是否需要自己承担食宿等费用。1924年2月21日葛雷致电美国草地网球协会⑦，表示中国球队已经出发前去参赛了，远东体育委员会已经任命韦荣洛担任1924年戴维斯杯中国网球队队长，全权授权他挑选球员。同时表示马来西亚华侨也可能代表中国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在这之外，他还会去参加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和巴黎奥运会。1924年4月22日葛雷收到韦荣洛的来信⑧，信中讲邱飞海正在前往英国参加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路上，并明确邱飞海已经接受了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奥运会和戴维斯杯赛的提议。但是吴仕光依然没有告诉他最终是不是参加巴黎奥运会和美国戴维斯杯的决定。葛雷正式向美国草地网球协会报名参加戴维斯杯是在1924年2月11日，而给巴黎发电报报名参加奥运会是在1924年4月28日⑨，不过在电报里并没有出现运动员的名字。可以确定的是报名过程是由葛雷与组委会负责沟通，但具体人选是由韦荣洛根据当时具体情境确定的。在当时，由于葛雷以及大部分运动员都身处不同的地方，只能依靠电报和信件进行沟通，这无疑增加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这不仅影响最终名单的确定，同时给是否能够最终走向戴维斯杯和巴黎奥运会增加不确定性。这是葛雷在运作中国参与这两项赛事时考虑不够周全之处。

最终，出现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秩序册选手名单的中国选手是韦荣洛(W.Lock Wei)、邱飞海(H.H.Khoo)、吴仕章(W.U.Szecheung)，吴仕光(N.G.SzeKwang)。而出现在1924年戴维斯杯秩序册选手名单的中国选手是韦荣洛(W.Lock Wei)、江道章(Poul Kong)、C.K.Huang(有人译作黄景康，当时为康奈尔大学学生，其他信息不详)。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最终结局是中国网球选手虽然成功报了名但没有去参赛(这在其官方报告中有明确信息)。至于没有去参赛的理由，1924年7月24日韦荣洛给葛雷发的电报做出了解释：“很高兴通知您，尽管之前由于吴仕光和邱飞海两人因故缺席，一段时间以来能否组队一直悬而未决，但我最终还是组建了一支相当棒的球队，代表中国参加即将到来的戴维斯杯。我放弃了参加奥运会的念头，一来是是因为网球项目要到七月中旬才开始，二来因为我的老搭档吴仕光没法与我一同参赛。”⑩也就是说，由于吴仕光的缺席，以及两项赛事间隔时间太近(1924年巴黎奥运会网球比赛日期是1924年7月13日—7月21日，1924年戴维斯网球赛中国队比赛日期是1924年7月31日—8月2日)，中国网球队不得不放弃前往巴黎参加奥运会的计划。1924年9月22日葛雷回电韦荣洛，他在信中说：“我已收到您7月24日的来信，很高兴能够收到您给的消息。非常遗憾中国没能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但在这种这种情况下，我理解你不去参加比赛的想法。中国队在戴维斯杯上的表现已经出乎我们的意料，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也祝贺你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至此，整个事件画上句号。

2.2 葛雷及远东体育委员会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在1923年6月份左右，葛雷收到巴黎方面的邀请函。其后，葛雷决定选派网球运动员代表中国去参加巴黎奥运会。要去参加巴黎奥运会，首先就需要给运动员报名。而给运动员报名，按照《奥林匹克宪章》，应该由国家奥委会负责。国家奥委会是“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建立起来，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并负责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展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奥林匹克运动唯一合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唯一有权选派参加奥运会运动员的机构”[6]。1894年10月的《国际奥委会公报》指出：“每个国家都应成立国家奥委会，其任务是保证该国每4年参加奥运会。”[7]但是，直到1909年，国家奥委会数量还是十分有限，很多国家都是由该国的体育协会代行其职责。在1914年巴黎召开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赋予国家奥委会明确的职责，即国家奥委会负责选派运动员，并保证其业余身份[8]。

中国奥委会何时建立并被国际奥委会承认。学界一直有争论，有1922年说、有1924年说、有1926年说、有1928年说、有1931年说。我国台湾地区的奥运研究专家汤铭新[9]认为，1922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当时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为中国奥委会。汤的理由是“依据国际奥委会的惯例，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先组成国家奥委会，方可派选手参加奥运会，如果没有国家奥委会亦不可能提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于1922年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汤的另一个依据是，“国际奥委会前任秘书长柏丽奥克斯夫人所发表之专文——中国问题(1973年5月份公报66-67期Olympic Review)所载：国际奥会于1922年票选上海的王正廷为委员，同时接受并承认中国奥会”。遗憾的是，汤老师也并没有找到直接的历史证据。罗时铭教授[10]认同汤铭新老师的观点。1924年的说法，目前也缺乏有力的直接证据。1926年说法的依据则是，1926年4月的国际奥委会公报里明确记载中华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我国奥委会名称为中国奥委会Chinese Olympic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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