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雷与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关系研究

葛雷与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关系研究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6:50:54，全文字数：25021。

葛雷与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关系研究

ee，总干事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Mr.WilliamZ.L.Sung，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通讯处为上海Chinese Recreation Ground，Routes Amirei，Bugle and Observatorise”[11]另外，1923年8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上，表决通过由孙和宾提议，宋如海、麦克乐、陆礼华、曾绍舆、刘慰先、张瑞珍等修正的提案。该提案的内容为“由本社联络各机关发起组织万国运动会委员会于明年春季选派专员赴万国运动会调查运动情形案”[12]。该提案可以间接说明当时我国还没有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因此，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奥委会被确认的时间应该在1923—1926年间，但具体是不是1924年则有待史料证实。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早期被邀请参加奥运会不一定就代表这个国家已经有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比如，菲律宾在1924年就被邀请参加奥运会，但其国家奥委会在1929年才被国际奥委会承认[13]。因此，巴黎邀请中国参加本届奥运会，不一定就代表中国有了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中国奥委会。当然，即便没有国家奥委会，同样可以报名参加奥运会，但最基本的要求也需要一个官方的国家体育协会或管理机构作为依托。那么在葛雷向巴黎报名的过程中，他所依托的是哪个组织，值得我们认真探究。

从理论上讲，当时名义上官方的中国体育管理机构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于1922年4月3日在北京青年会正式成立，会长张伯苓(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副会长郭秉文(南京东南大学校长)，会计袁敦礼(北平)，书记麦克乐(南京)，顾问分别为刘福基(香港)、郝伯阳(上海)、马约翰(北平)、司马德(苏州)、柯乐克(保定)。上述顾问，除刘福基不能确定外其余均与基督教青年会有关系。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的初衷是支配和管理全国的体育事业，这在其《宗旨》中可以看出：“(一)在中国提倡有程序之运动及体育。(二)为全国业余运动比赛制定统一之标准规则。(三)推广并改善业余运动员之运动游戏。(四)设立并维持业余运动之划一标准，因以增进高洁之运动精神。(五)在中华全国提倡并组织分区运动联合会，使之隶属于本联合会。(六)设立记录部，专司记录全国各分会业余运动游戏事宜。(七)遇有国际竞赛举行时，由本联合会负责选定代表中国之运动员。”[14]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不久，麦克乐就因东南大学课务繁忙而辞去了书记一职，当时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干事的葛雷接任[15]。然而，遗憾的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成立后，松散的组织结构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用葛雷的话说，就是这个机构一直不活跃。

基于史料，可以肯定的是在葛雷向巴黎奥组委报名的过程中，代表官方发挥功能的机构是远东体育委员会，而非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葛雷在运作巴黎奥运会报名的同时，也在运作为中国网球队报名参加戴维斯杯。1924年1月15日美国草地网球协会行政秘书在给葛雷的信函上，明确提出需要葛雷提供官方的中国体育管理机构或者协会的名称。1924年2月12日葛雷复电美国草地网球协会执行秘书：“根据您的提议，我很高兴向你准确传达关于中国体育管理机构的如下信息。正如你所知，中国的现代体育起源较晚，在某种意义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范围内与体育发展关系最大的管理机构是远东体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群知名的中国绅士组成，至少有一名外国成员，通常是书记的身份。我们协会内部的情况如下：尊敬的王正廷先生是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代表；中国是远东体育协会的成员，其他成员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在过去12年中，中国会定期参加两年一次的远东运动会的全部项目，其中包括网球。在各种场合我们都对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管理机构进行了讨论，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个名为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组织，我也担任该组织的名誉书记，但到目前为止，它基本上是一个不活跃的机构。因此，我认为，远东体育委员会可以为中国网球队正名，同时远东体育委员会是可以代表中国参加戴维斯杯比赛的最合法的机构。”在这封信里，葛雷向美国草地网球协会明确了远东体育委员会作为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的合法机构。同时，1924年2月22日葛雷在一封《致编辑》的信中也证明了这一点：“远东体育委员会任命韦荣洛作为中国网球队的队长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戴维斯杯，这次任命赋予他全权挑选运动员的权力，做好各种安排，以官方身份代表中国参加这两项比赛。”

3 对葛雷推动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过程的审视和评价

尽管中国网球运动员最终没有能够站在巴黎的赛场上，但葛雷对于推动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值得我们去肯定的。正如1925年葛雷在退出中国体育主导权后所写《远东体育委员会的过去》结尾处所表达：“远东体育委员会这些年为中国引入现代体育运动，并通过为国家服务而光荣完成它的工作。如果不提及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贡献，那么是不公平的。从一开始到现在，它一直很感兴趣；它对时间、精力和资源毫不吝啬，几乎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无私开创和引领了整个中国的体育事业。”[16]客观讲，在1924年以前，中国体育的发展确实是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主导并引领。葛雷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的干事以及远东体育委员会的名誉书记，无疑发挥着核心作用，在这期间葛雷积极推动中国体育的对外交往，尤其以积极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为重点，期望通过体育的国际交往带给“外界全新、健康的中国印象，让那些对中国人一无所知的国家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16]。他的这种思路直到今天依然是有积极价值的。然而在实践中葛雷却忽略一点，那就是中国的奥运梦想以及中国的体育事业，根本上讲是中国人的奥运梦想以及中国人的体育事业，中国人应当是参与的主体。缺乏中国社会普遍参与支持的一手包办式的奥运参与，注定是有先天缺陷的。

在葛雷推动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实质性缺席。根本上来说，不管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还是远东体育委员会都不足以代表国家，因为一方面当时的政府对于体育方面的对外事务根本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以及远东体育委员会一定意义上讲依然具有很强民间自发性(即便有王正廷、张伯苓等官方人员出面任职)，国家权力与这些体育组织之间尚没有产生积极而有效互动。再者，这两个组织本身具有非常强基督教青年会背景，在当时整个“非基运动”的背景下，这两个组织也很难获得更多有效社会支持。根本上讲，也正是因为“国家”与“社会”的缺席，才使得葛雷在推动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并最终以失败告终。最后，也正是基于对当时中国体育管理现状的不满和反思，也才有其后根本性体育管理机构和机制的变革，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诞生。

注释：

文中所涉及到的葛雷相关信札和电报均为作者收藏

① Gray to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awn，1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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