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角下近代中国译名赋义实践新思考

符号学视角下近代中国译名赋义实践新思考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7:39:03，全文字数：24600。

符号学视角下近代中国译名赋义实践新思考

��题。比如现已定名的Dostoiseveskv(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译作陀司妥夫士忌、杜斯退益夫司基、杜思托益福斯基等；Maupassant(莫泊桑)被译为摩波商、孟伯骚、莫泊三等。此类译名除非经过时间检验，或由专家们敲定某个译名并以权威的形式固定下来，否则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语符混乱现象。

系统主要由频综、发射机、收/发天线、低噪放、接收机、信号处理和数据处理显控终端等几部分组成。组成框图如图1所示。

2.2 能指+所指高度匹配型

这部分术语指的是源术语和目标语在所指称的概念上存在高度一致的术语。不同语言系统之间人们表达认知经验、情感经历的语言形式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性佐证了分属不同语言系统的人们在认识世界、表达世界方式上的一致性，在语言系统中的表现形式即为通名。从逻辑上来讲，源术语A之所以能够在另外一种自然语言中重新命名为术语B，深层原因在于在两个不同语言符号形式之下存在着相似的概念C，即元语言意义单位，也就是“各自符号系统内的共有世界”[1]2。所以译者需要透过术语表层能指符号形式，准确把握某个名称的准确概念，厘定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再回到目标语中，寻找能够表达这个概念的语符表现形式。这个过程的艰辛程度非常人所能想象，即使博学如严复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能够准确定位某一语言符号形式背后的“共有世界”是术语在目标语中准确命名的关键，特别是语符的深层次概念还和语词、句子、篇章、交际语境、文化意识形态等变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具体操作层面，对通名的翻译需要在两种词汇体系之间找到合适的能指和所指配对，因此通名符号多数采取意译的方法。朱自清极力推荐意译的方法来翻译通名，他认为：只有意译的符号才能产生意义，从而能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徐宗泽认为意译的过程应该避免使用生僻冷字，耳熟能详、容易明白的语符才是最佳选项[3]5。科技术语符号创制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近代以来大量科技术语的滋生和使用，充分体现了汉字的造字优势和表意潜势。傅兰雅、冯叔鸾、朱自清[3]6极力主张造新字来命名元素，认为根据原符号的概念意义创制新符号，可以有效避免多义字带来的意义混淆问题。提出在平常字外加偏旁即为新名：比如镁、锌、钚、硫、砷、硅等，读音仍为其本音，即为汉字造字法中占比最高的形声字。形声字属于表音-意-形的结合体，其能指符号不仅可以表音-声部，还可以表意-形部。可见新造的科技术语大都是象似性的，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很强的理据性。

2.3 能指和所指部分匹配

这部分术语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源语术语概念在目标语中存在部分概念所指，但是两者在意义值上只是部分契合而非完全等值。究其本质，持不同语言的人们在思考、认识和表达外在及内在心智时其切割度大小不一。这种概念不对等的情况称之为“不完全映射”，即两个语言系统中概念核心虽有偏差但基本一致，此时需要对概念做或扩充或缩小的处理，来达到使概念间形成基本对等互射的关系；如果某个概念在一个文化系统中统摄另一文化系统中的几个概念之和，那么此时需要术语在跨语传播时拆分成几个术语符号进行编码[6]，比如中国的典型文化术语“气”，在翻译时需要进行“分解性意译”，根据不同的交际场合用不同的符号来对应，如Qi/Chi，vital energy，style, air, breath等等。除此之外，译者可采用以下三种方式创建新的能指符号：旧字造新词(能指)；旧字造新义(所指)；引进日制新词。下面就不同情况分类叙述。

2.3.1 旧字造新词(能指)

严复在翻译实践中极力推崇“旧字造新词”的做法，在他看来“新理踵出，名目繁杂，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3]7。假如两个语言系统中所指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严复认为译者应该“自具衡量，即义定名”[3]8。术语跨语符过程中具有概念先行的特点，译者需要根据原语符概念所指在目标语中创造新的“能指符号”来表达新的思想。“天演”“生学”都是沿用旧字创造的新的能指符号。

2.3.2 旧字造新义(所指)

这种创制符号法指的是用中国字里面比较冷僻、使用频率较低的字作能指符号，并对其所指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即给这个符号拟定“新义”，比如铂、钾、钴、锌等。启用旧字符并赋予新的所指意义需要政府部门发布相关的官方文件，将其能指符号和所指意义广而告之，才能最大限度实现有效传播。

2.3.3 引进日制新词

语言作为思想的外在表现，总是不断从别的语言中吸取新生力量以维系其生生不息的状态。19世纪随着日本“兰学”的兴起，日本借鉴西学的水平开始超越汉字文化圈中长久以来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国，这种社会文化的急剧转型特别鲜明地体现在词汇中。中、日两国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应变策略逐渐由日本引进中国术语转变为中国借鉴大量的日制新词。据沈国威考证，近代以来汉语吸收了大约887个源自日语的汉字词，数量不可谓不可观。这些词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改变了中国古典词汇的原义，对原有概念进行扩大或缩小以此来对应西语概念，比如悲观、博士、革命、讲师等；另一类是创造了新的语符来比附外来新思想，比如霸权、悲剧等[7]。

3 译名的符指过程

皮尔斯对符号学的一大贡献在于在符号能指和所指之外，加了一个“解释项”，“解释项变成一个新的符号，以至无穷，符号就是我们为了了解别的东西才了解的东西”。由此看来，符号能指除指向其客体(object)之外，还需要用另一个符号来表达“解释项”[2]2。

3.1 专名和科技术语的符指过程

一般来说专名的符指过程比较单纯，这些专名大都和现实世界的实物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译者先行”观点提出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暂时指称关系，符号在被人阐释的过程中到达最终解释项，完成符指过程，获得意义，即符号-实物的二元指称关系确立(定名)由译者完成，可是符号-实物-解释项的三元符指过程涉及多个语言使用者。也就是说符号的产生过程主要聚焦于译者，但是符号的消费过程却是由多个社会成员共同完成的。专名的指示意义容易获得，就像一个指示符号如路口指示方向的标志。但专名的概念意义、组合意义和语用意义需要符号消费者在和符号的不断对话中获得。例如，“华盛顿”这个专名符号要获得其解释项意义，除了华盛顿指称某个人这一词典信息之外，还需要其百科信息即解释项——这个称为华盛顿的人做过什么，直至目标语读者和源语读者对该符号的理解趋向一致，这枚符号才到达最终解释项。术语是某个专门领域的词汇，其符指过程也呈现相对单纯的特点。但是术语随着其应用范围的扩大有溢出性倾向，即不再局限于某个专业领域，而是出现隐喻、象征等多种用法。

其次，类词的使用是译者为了使符指过程更加通畅而采用的手段之一。当一枚新制符号进入目标语时，由于和目标语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语言间距，符号阐释者和这枚符号之间处于一种无从入手、缺少语义读入路径的尴尬境地。译者此时如果在此类语符上添加表示类属的上义词，则能便于目标语读者快速把握这些异质符号的所属范畴，如“加农”“坦克”“桑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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