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共产主义青年团引领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共产主义青年团引领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2:13:36，全文字数：36612。

延安时期共产主义青年团引领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09，这实际上明确了思想引领在青年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思想引领的内容和目标，《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则要求“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每一具体环境的认识来教育青年群众”[2] 309，最终达到“提高青年群众的觉悟程度，引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2] 309的目标。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也强调了思想引领尤其是学习革命理论对于青年的重要性，他指出，延安青年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7] 565。

延安时期，青年团组织在根据地采取开办培训班、讲习所，创办杂志和报刊等方式，在沦陷区则采用建立秘密组织、组织读书会的方式对青年进行思想引领。一是在开办培训班、讲习所方面，青年团组织开办了以安吴青训班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型学校。为培养青年干部，安吴青训班向学员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和抗日军政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训练，培养出1.2万多名青年干部，为延安时期青年的思想引领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二是在创办报刊、杂志方面，延安时期中国共青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西青救主办的《青年战线》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科学理论，成为引领青年思想进步的旗帜。其中，《中国青年》从1939年4月复刊到1941年3月停刊期间，共出版三卷27期，约发表142万字文章，其内容主要涵盖对国内外青年运动的介绍、对国内青年运动的指导、对青年参与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引导等方面。例如，在引导青年坚持抗战、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刘光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后方青年的苦闷及其出路》就分析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青年们在思想上遇到的困惑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青年思想苦闷的建议。在沦陷区，南京的青年互助会、武汉的现代读书会等党领导下的秘密青年组织同样重视对青年进行思想引领，青年们在这些秘密组织中学习根据地出版的《论持久战》《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γ?蠖?戎泄仓醒肓斓既斯赜谥泄?锩?⒖谷照秸?颓嗄暝硕?目蒲Ю砺鄣难?埃?饶?哿饲嗄甓杂诳谷站裙?墓彩叮??嗄耆禾宄沙の?谷站裙?南确娑幼隽怂枷肷稀⒗砺凵系淖急福?骨嗄曛鸾フ莆蘸驮擞寐砜怂贾饕宓牧⒊　⒐鄣恪⒎椒ǎ?贫?嗣?蠖?枷胱魑?泄??穆砜怂贾饕逶谇嗄曛械拇?ァ?/p>

（二）政治引领：在党的领导下动员青年服务抗日救国大局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高度重视青年的政治方向问题。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赞扬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的青年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7] 565；在陕北公学，毛泽东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8] 102作为送给学员们的两件礼物之一；在抗大，毛泽东则寄语广大青年“首先是要学一个政治方向”[8] 116，所谓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8] 118。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延安时期青年团组织始终坚持“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的政治本色，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书写了波澜壮阔的青春篇章。

延安时期青年团组织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围绕抗日救国的主题，以参军参战、后方建设、募捐宣传、慰劳支前等方式服务抗日救国大局。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西青救在1937年7月10日发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紧急动员通知》，号召青年从扩大抗战宣传、扩大救亡组织、加紧抗战准备与军事训练、严防日寇间谍汉奸的阴谋活动、援助前线抗战将士这五个方面，“紧急地动员起来，誓为保卫平津、华北，驱逐日寇而流最后的一滴血”[2] 533！在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号召下，广大青年积极加入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等，极大地充实了打击日寇的力量。在八路军内，90%以上是青年；在新四军里，绝大多指挥员都是23岁以下的青年，连级以下的干部中有三分之一是青年，班排级干部中青年占二分之一以上，他们在战斗中起了先锋作用[9]。除了加入八路军、新四军等军队外，青年团组织还积极建立或重新整理自己的青年武装组织，从各方面配合并服务于战事。从1937年11月到1939年11月这两年间，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建立少先队2478个，中队606个，大队1291个，队员总人数达到了48000人，为“迎击日寇”“随时到前线杀敌”做了充分的准备。

（三）组织引领：将青年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青年运动的蓬勃开展，离不开一个先进而强有力的组织将青年们团结、动员起来。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青年和中国的青年运动背负起了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然而，“组织上的狭隘，及浓厚的第二党的工作方式与方法，表示出青年工作的落后，不能适合于广大青年的要求，特别在目前的形势之下，以少数‘先进‘英勇狭隘的青年团，是不能担负当前巨大战斗的青年运动的任务的”[2] 311。因此，改造共青团，将先进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改造成为非党的青年统一战线组织成为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为了达到以上目标，《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要求，“国民党区域内，原有第二党式的共产青年团的组织应该取消”[2] 308，取消之后原有的青年团团员应当“去参加一切现有青年群众的合法的与公开的组织”[2] 308，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争取建立不仅限于青年工人且包括农民、学生等群体的青年群众组织；对于苏区和红军中的青年团的组织，《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要求，“必须全部改造”“使之成为全苏区青年的各种文化，教育，体育，军事等团体的联合组织”[2] 309。

《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下发后，共青团立即着手改造工作，到“1937年5月，陕甘宁苏区的共青团组织全部完成了由青年团向青救会的转变工作，青救会员人数由原来的2万团员发展成为16万”[10]。1937年4月12日，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首次召开，大会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来领导西北地区青年运动和全国现有各地青年团体。为了适应组织任务的改变，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组织”，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组织结构上也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在组织系统上，除领导陕甘宁边区青救会、陕北省青救会等各级青救会外，西青救还领导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和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组织结构上，西青救“基本组织为青年俱乐部”“工厂、机关、街道和乡都为青年俱乐部，属于该区（或市）青年救国会”[2] 315，俱乐部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体会员大会，负责检查和讨论工作，指导机关为干事会，由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按照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的不同，青年俱乐部下又分为歌唱组、识字组、打球组、冬天设立的滑冰组、春天设立的春耕比赛组等。在组织原则上，《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章程》规定“本会组织之基本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1] 266，并将普遍的、不记名投票、定期做工作报告、少数服从多数、自由的讨论和建议、控诉等作为制度规定下来，在组织中贯彻了民主原则。为了团结最广大的青年，西青救的组织形式还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例如，各个地区俱乐部的设置就在充分考虑了该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基础设施、青年文化水平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灵活调整。冯文彬指出：“各个青年有着他们的要求和特征，如果用一式的组织方式来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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