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廉政措施的特点与实效

宋代廉政措施的特点与实效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5:09:10，全文字数：13882。

宋代廉政措施的特点与实效

��地官员的素质与官场风气密切相关。地方官员为政清廉，重典治赃，那么，当地自然风清气正。如寇准治巴东，范仲淹治陕西，包拯治端州等地即是如此。相反，必是贪风蔓延。如北宋“五鬼”“六贼”等贪官在北宋京城、江浙等地的搜刮就是典型。

其三，在实践过程中具有非连续性与不一致性。宋初太祖明令：“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其后，又规定大赦中“十恶、故劫杀、官吏受赃者不原”，即官吏贪赃为不赦之重罪。太宗惩贪“法令犹未驰”。自泗州录事参军徐壁贪赃弃市后，官吏犯赃被杀者屡见不鲜。可见，北宋前期惩贪成效颇著。但至北宋中后期，官吏枉法犯赃者，其处罚渐趋从轻。坐赃当死者，或被特贷，更有甚者，治贪渐趋空文。至南宋，当时除孝宗一度整肃吏治外，其它时期多贪浊成风，贪赃多“追纳赃钱入官”而已。

其四，在实施方法上具有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其主要表现是：一为宋代惩贪机构虽设有刑部、大理寺、审刑院、御史台等，但最终由皇帝直接控制司法权。如此，皇帝的品性与素质就直接决定了治贪养廉的程度。二为实行连坐制，宋律规定职官、干系人、同保人及长吏都有觉察赃吏之责，这虽强化了监督贪赃的力度，但一官犯赃，受追究的往往有一批人，有时甚至牵连无辜。三为法外用刑或曲法宽纵。宋初诏敕并行，以敕破律，使皇帝严惩赃吏之策得以直接执行，以致当时被皇帝诏令杖杀朝堂、腰斩弃市的赃吏不绝于书。其后，朝廷治贪往往“纵而复抑，抑而复纵”。宋代治赃法外用刑或曲法姑息，其局限性不言自明。

除贪兴廉的历史启示

宋代虽有君国不分、特权世袭等滋生贪风的固有弊端，但其除贪兴廉的认识、体制、成效与方法等，同样具有借鉴作用与积极启示。

一是“吏不廉则政治削”。宋人认为，“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贪吏临民，“或则屈法，或则滥刑，或因公以逼私，或缘事以行虐，使民受弊甚于蠹焉”“蠹盛则木空”。官员贪赃枉法，吏风败坏，就会危害社会，以致影响国家稳定。从历史看，吏廉则治，“吏不廉则政治削”。故治国须“削除蠹弊，禁止贪婪”，以免政削国亡。

二是“王者禁人为非，莫先于法令”。除贪兴廉，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只有以法治国，国家才能大治。历代治世，法制必须完善。宋代君臣曾多次指出：“王者所以治天下，惟在法令”“朝廷法令行则易治”“治道之要，无大于此。……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

三是“尤严贪墨之罪”。贪墨之罪，祸患无穷。只有严贪墨之罪，才能防患于未然，提高官员拒贪守廉的素质，使“士人顾惜终身，畏法尚义。受财鬻狱，必大减少”。只有吏治清明，才可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

四是强化监督，防治并举。按宋代监察制度，监察官选任已开始摆脱宰相的干预，监察权相对独立，体制渐趋完备。在防治并举的强化监督机制下，一切违法活动都能受到制约。这不仅表现在台谏官职能侧重于监察宰执百官，而且监察人选要求有治政经验和刚正品格以及实行回避法等。在宋代的监察实践中，甚至出现了监察大臣要求匡正君主行为的上书。当时，监察朝官敢规谏皇帝“以私害公，以恩挠法”的行为，有的甚至公开喊出了“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的呼声。

五是反对“贪利禄而不贪道义”，提倡“作好人而不作贵人”。其含义有三：一是反对贪图利禄，不是否定或不要利禄，而是以正俸“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二是“循规矩，重名器，持廉节”；三是倡导不作贪利禄的“贵人”，而要作守道义的“好人”。在一个吏治败坏的社会，教育与培养官员良好的道德素质，提高其守法持廉的自觉性，可从根本上杜绝贪欲的滋生。

宋代廉政制度及其实践表明，反贪倡廉是社会治理的一个系统工程。宋制虽存多种历史局限性，但其相对完善的反贪机制、良好的反贪成效，仍为后世除贪兴廉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具有宝贵的借鉴作用与积极的启示意义。

（作者为贵阳孔学堂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注释】

①[元]?脱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71页。

②[清]徐松辑、舒大刚总编纂、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638页。

③[清]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25页。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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