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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第3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将维克里关于预算赤字的观点描述为功能财政，再合适不过了。功能财政的观点认为，赤字在本质上既不好也不坏。评判赤字的好与坏，应像评判所有宏观政策一样，与“政策对经济产生的结果联系起来，而不应遵从任何既有的关于好与坏的传统教条”（Abba Lerner，Social Research，1943，p.39）。和大部分功能财政的支持者一样，针对那些因对赤字发表的错误言论而引起的对赤字的恐惧，维克里也会做出激烈的反应。那些言论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维克里希望全世界都知道它们是站不住脚的。
21世纪初，政治上关于赤字的观点已经发生了转变，共和党人主张实行大规模财政赤字，而民主党人则主张“摸着石头过河”（who knows what）。我想，维克里融合了这些辩论观点。就像他在《大预算-小预算：为何、如何及何时平衡何种预算？》一文（本书已收录）中指出的，对他而言，预算对实现充分就业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累进税、增长、效率和公平等问题。在充分就业方面，他会支持共和党人的赤字方案，但在累进税方面，我想他就不会支持共和党人了。他很有可能会支持一种非常不同的税收组合，就像他在《更新版累进税制议程》一文（本书已收录）中所阐述的。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提出这项政策，他的观点都应该被熟知，他都应该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所以，我很高兴看到马修·福斯塔特（Mathew Forstater）、帕芙丽娜·车尔尼娃（Pavlina Tcherneva）以及“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中心”将维克里的论著结集出版。这应该也是维克里本人的心愿。
大卫·柯兰德（David Colander）
[1] 这篇序言的部分内容来自美国经济学会召开的纪念威廉 S.维克里获得诺贝尔奖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以“维克里在宏观经济学上领先于同行十年吗”为题，重印于《挑战》杂志。Challenge,Sept-Oct, pp. 72-86, 1998.
[2] 虚假确定性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意指本来不存在确定性的因果关系，但人们主观上认为其是确定的，并按照这一虚假确定性来制定决策。——译者注
导论
威廉S.维克里因其在微观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而为人们所熟知，比如在拍卖、公用事业、交通等领域。他还因其在“不对称信息下的激励经济理论”方面的贡献，获得了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詹姆斯·莫理斯一起）。然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专注于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他甚至还打算利用“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一头衔来传播其关于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尤其是关于充分就业的重要性。在其最后几年所写的一系列论文中，可以明显看出维克里一心专注于充分就业问题。我们非常高兴，Edward Elgar出版社同意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
在这些论著中，维克里提出了“基于资产的”宏观经济分析视角，这无疑会对预算和就业政策带来明确的启示。按照维克里的思路，名义净储蓄（或金融资产净额）的理想持有量和实际持有量之间的不同是理解宏观经济过程的关键；政府预算是名义净储蓄进行必要的回流、使其理想持有量和实际持有量在充分就业的产出和收入水平下相等的关键政策工具。维克里认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种方法，该方法应能使名义净储蓄得到必要的回流，同时不会使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发生未预期到的变动。
在本导论接下来的部分，我们不仅总结了维克里对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提出了一项特别的政策建议来同时消除这两种弊病——这一建议深深植根于并深受维克里晚年著作的启发。我们相信，这符合维克里的宏观经济学思想，相信他本人也希望后人可以继续追随他的研究道路。
维克里对充分就业的重视
对维克里来说，1926年是美国和平时期失业水平保持在可接受范围内的最后一年（Vickrey，1994，p.39）。他采用了贝弗里奇关于充分就业的定义，即“职位空缺的数量至少和需要找工作的人的数量相同”（Vickrey，1993a，p.1）。此外，他还将充分就业——他称为“满就业”（chock-full employment）（1992b；1994）——描述为一种“求职者可以在48小时内找到一份工资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的情形（Vickrey，1994，p.40）。
维克里意识到失业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很大，必须把促进充分就业列为最高优先级。这些成本包括潜在产出和收入损失所造成的直接和实际成本，以及税收收入减少所带来的名义成本。税收收入减少是因为税基缩小以及政府用在失业补偿和各种形式的“福利”补助方面的支出增加了。但是维克里也一直强调其他形式的与失业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包括贫困、犯罪、吸毒、无家可归、营养不良、产前检查落后、种族对立、辍学、家庭破裂以及其他社会问题（Vickrey，1992a，p.310；1992b，p.341；1993a，p.2；1993b，p.16；1997，pp.504-505）。他还认识到，差异化的失业状况还会影响到人口的某些阶层，因此，官方总体失业率达到5%意味着弱势群体中的失业率会达到“10%、20%和40%”（1994，p.39）。所以，充分就业可带来的好处包括能够进一步保障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的生活，减轻社会弊病，增加产出和收入。此外，充分就业还可以稳定商业预期，对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和社会地位产生积极的影响（1993a，p.9；1997，p.505）。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为何维克里会强烈反对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NAIRU）的概念以及任何形式的“自然”失业率，他把后者称为“人类创造的最邪恶的表述之一”（1992b，p.341）。非加速通胀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的核心是，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有一种权衡，通货膨胀在二者当中害处更大，而某种程度的失业水平对于保证价格稳定是必要的。
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维克里一直坚持不懈地主张，将国家的工作重点从抑制通胀和赤字转移到消除失业上。自里根政府时期以来，把通货膨胀说成前所未有的“残酷税收”，把赤字支出说成是“大政府狂热”的后果，已经成了政治口号中的普遍提法。维克里极力消除产生这两种恐惧——对通货膨胀和赤字支出的恐惧的传统错误观点。
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是因为持续上涨的价格所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然而，和失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比，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显得相形见绌。维克里让人们再次重温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名言：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认为，问题并不在于通货膨胀本身，而在于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措施。现代政策是通过抑制需求来解决加速通胀所产生的威胁。只要通货膨胀能得到抑制，失业被认为是一项“必要的恶”。维克里强烈谴责这一观点，并反对采取任何会导致失业增加的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
维克里经常说，通货膨胀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它的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会引起商业预期和企业活动的变化。一个温和的、确定的通货膨胀率并不会打乱企业的商业计划，可能只会带来些许不便。然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借方和贷方之间发生一些随机的、不公平的财富转移，但这些分配效应引起的危害远比失业所带来的产出下降和其他社会问题轻得多。正因为如此，在很多场合，维克里将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比作很普遍的盗用行为（embezzlement），而将失业比作一种残忍的毁坏行为（vand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