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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里认识到，经济中的大部分价格都是受到管理的（administrated），或者说是“由卖方决定的”。寡头垄断定价会引发一个通货膨胀周期，这种通货膨胀和限制货币供给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此时通过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通常是不起作用的，而且还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提高利率只会增加生产者的资金成本，这反过来又会使价格进一步上涨。通胀过程只有在失业状况严重到使产出减少、总需求下降的程度才会停止。因此，维克里认为，解决未预期到的通胀问题，急需向价格直接反向施压，而不是依靠失业上升。
基于阿巴·勒纳关于建立涨价权利市场的观点，维克里提出了一项反通胀计划。在这一基本建议中，每家企业都被分配了一定数量的总加价权（基于企业以往的表现），使公司可以以一定的标准来提高价格。权利的初始分配保证了通货膨胀率是稳定的、可预测的。在每一会计期内，根据企业上一期的投资、雇用情况变化来对权利进行调整。如果有些企业想要在它们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外涨价，它们只能通过从别的企业购买权利来实现，这些出售权利的企业愿意相应地降价。这样，整体价格水平仍然保持稳定。在一个会计期结束时，如果一个企业的总加价（总销售额超过中间投入的支出）超过了其手上的权利，该公司就会受到严重的税收惩罚。这些惩罚并不是为了增加税收来源，而是一种强制措施。
因为这些加价权是自由交易的，它们的市场价格会自动调整到一个能够抵消任何通胀或通缩压力的水平。维克里解释说，这些权利的价格应收敛到一个“能够基本实现权利供求均衡的值，权利供给来源于那些愿意出售未用权利的公司，而权利需求来自于那些因某种原因非常愿意增加自己除原始权利外的总加价权利”（1986，p.10）。维克里对这一提议的某些方面也提出了质疑，但他仍坚定地认为，应该并且能够制定出不以产出和失业为代价的直接反通胀政策。维克里坚定地支持施行一些基本的常识性政策，并欢迎那些不再“通过默认假设一个固定总资源利用率的模型让我们与那些错误的财政口号联系在一起”的建议（1993a，p.10）。
在维克里看来，“控制通货膨胀并不需要以失业为代价”（1997，p.507）。有一种观点认为价格稳定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失业人员，维克里相信这种观点在“颇具影响的财政圈子里和货币当局中尤为突出”。坚持这一观点就意味着，每当经济增长让失业率下降到某一水平以下，控制通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必须叫停（1992b，p.341）。按照这种观点来操作的话，诸如开展员工再培训这样的活动就变成了“一项残酷的抢椅子游戏”，“严格的看守们”将保证椅子总数固定不变（1997，p.504）。但这种观点“缺乏历史或分析的基础”（1997，p.504），因此若付诸实践其代价不菲。
尽管维克里认为通货膨胀的危害被夸大了，但他也认识到，未预期到的通胀率变化，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制定一项能够实现满就业（chock-full employment）而不影响价格稳定的措施是首要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比失业更有害。维克里认为，通货膨胀是“对给定总产出的再分配……失业意味着待分配的总产出的减少”，后者显然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1992b，p.341）。其实，在维克里看来，通货膨胀最大的危害恰恰在于用作控制通胀的手段，即强制失业（1992b，p.341）：通过政治手段“维持失业并将其作为对抗因对通货膨胀管理不当所造成的严重威胁的一种预防性措施，将远比问题本身严重得多”（Vickrey，1997，p.505）。
维克里谴责某些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在浪费时间争论“搬起石头砸自己哪只脚更好”（2000[1993]，p.192）。他大力宣扬充分就业的好处，并敦促其同事以及所有愿意听从他建议的人立即“将注意力集中到制订详细的实际方案，并将概念变成现实”（1992b，p.345）。维克里以身作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绞尽脑汁地揭示失业发生的根本原因并寻求解决之道。
维克里认识到，消除失业可能需要大规模的政府赤字。基于这一点，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还致力于消除另一项已经深深渗入到经济学思维中的恐惧——对赤字的恐惧。当代各种对赤字感到寝食难安的观点，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过于关注通货膨胀，并且认为是政府赤字引起了通货膨胀。对“大政府狂热”的恐惧，使得我们对货币工具的依赖日益增强。
维克里将货币政策比喻为“推绳子”。在失业状况下，当生产能力已经闲置、产品卖不出去时，降低利率对刺激投资而言基本上没有作用。他认为，只有通过储蓄回流预算（saving-recycling budget）来刺激经济。
维克里基于资产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视角，以及基于这一视角的实际应用即通过名义净储蓄回流的政府赤字财政，都是他不懈努力的成果，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他的这项工作。
储蓄和投资：基于资产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视角
维克里基于资产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视角，是建立在对储蓄和投资的分析基础之上。正统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储蓄通过利率的变动来决定投资。因此，在可贷资金市场上，未消费的收入被转化成投资。正是这种机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确保了在充分就业的产出和收入水平下，卖方的所有产出都能够被买方购买。维克里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这是“萨伊定律”（Say’s Law）的核心理念。在驳斥其潜在含义“通过增加储蓄实现经济增长”时，他也将这一理念本身作为抨击的目标（1993，p.6）。
传统观点认为，储蓄和投资均随利率变化而变化，但维克里对此表示质疑：
一方面，相对来说，资产积累的需求和储蓄的供给对利率变化并不敏感，甚至还可能形成反向关系，因为利率降低会使保障一定水平的养老安全所需的资产增加。另一方面，高风险、折旧、维护及其他使用者成本，从长期来看，降低了对生产性资产投资利率变动的反应灵敏度。新古典主义范式的隐含假设认为，只要实际利率降低，为追求利润而进行的资本投资就可以无限扩张，于是总会有一个利率水平能够弥合资金供求缺口；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这一假设须满足种种条件方能成立，有些条件可能要延宕至遥远的未来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所以上述假设并不成立。（Vickrey，1997，p.498）
由此，拥有正斜率的新古典储蓄函数及随利率变化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在维克里的分析中都受到了质疑。
理解储蓄——投资关系的关键是要明白储蓄和消费的两面性：
大部分经济交易都至少涉及两个方面，而当前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只考虑了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的因素及其后果。在关于储蓄和资本水平及其对经济健康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种种讨论中，这一点最为明显。（Vickrey，1993b，p.5）
储蓄是收入中未消费的部分，用维克里的话来说，就是“未支出”（non-spending）（2000[1993]，p.191；1993b，p.5；1994）。储蓄增加就是未支出资金的增加，通常情况下意味着消费减少，这就会导致其他人的收入减少。这又进一步导致那些收入减少的人储蓄减少。维克里喜欢用其“为了省下8美元而放弃理发”的故事阐述这一道理，这个故事现已为人熟知：
储蓄并不像一堆马铃薯一样，如果不按当前价格卖掉仍会留在手上，并对价格产生下行压力直到卖光为止。储蓄若不立即用于创造资本，只会使收入减少，甚至不会对利率造成下行压力。如果我受个人退休账户（IRA）的税务减免政策的诱惑，决定少理发一次，那么我的银行账户上就会增加8美元，但是理发师的账户就会减少8美元；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更容易地获得创造资本的资金，也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前景更具吸引力……面对这一情形，如果理发师的反应是减少消费，这将进一步减少国民收入和储蓄。我可能成功地进行了储蓄，但却令别人的储蓄减少了，甚至减少的比我储蓄的更多。储蓄是一种极易腐败的事物。[1]只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收入有一部分转化为新的储蓄，而这些新的储蓄又未能转化为新的资本品，萨伊定律就不成立。（Vickrey，1993a，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