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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是新增储蓄未被转化为投资，而且由此导致的总需求下降也会进一步影响投资者的预期，结果便是投资确实被抑制了（Vickrey，2000[1993]，p.191）。
维克里还认为，这种因果关系反过来（从投资到储蓄）也成立。
如果某个天才发明了一种新产品或新流程，并获得了贷款或借到了其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资本，这种新增的实际财富事实上是某人的储蓄。于是，与萨伊定律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资本形成过程创造了储蓄”。（Vickrey，1993a，p.6）
因此，是投资决定了储蓄，使二者相等的机制并不是利率的变化，而是收入水平的变化。
只要人们打算储蓄，支出就会相应减少，这就不可能增加银行及其他贷款人的放贷意愿，对有前景的投资项目提供充足资金。既然存在闲置的资源，所以储蓄既不是资本形成的前提条件，也不是资本形成的激励，而只是资本形成的一个结果，因为资本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收入成了额外储蓄的一个来源。（Vickrey，2000[1996]，p.195）
基于其对投资——储蓄关系的分析，维克里把私人部门投资看作一种能让储蓄重新流回收入中的方法（当然，如果没有初始投资，储蓄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让未支出资金变成支出资金的方法。如果充分就业水平下的全部储蓄没有通过私人投资转化为支出，充分就业水平下的部分产出就无法与实际销售相匹配，企业失望后就会减少生产，解雇员工。失业人员的收入会降低，储蓄会一直下降，直到其与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私人投资相等。换言之，维克里对储蓄——投资关系的分析，使他开始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名义净储蓄的回流。
[1] 易腐货物的特点是，腐败一旦开始之后，就会以递增的速度腐败。此处用腐败来比喻储蓄，意为只要储蓄开始下降，就会下降得越来越快，就像易腐货物一样。——译者注
名义净储蓄和储蓄回流政府预算
用另一种方式来阐述这一问题，就是要关注净金融资产或名义净储蓄的合意持有水平与实际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下，如果“由个人持有的总资产供给低于他们的合意持有量，个人就会削减支出，以使其资产净值达到合意的水平，这会使销售、生产、就业岗位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减少，直到相应的资产需求降低到与供给相等时为止”（Vickrey，1997，pp.497-498）。维克里认为，私人资产需求和私人资产供给之间不断扩大的缺口由社会、制度和技术等层面的原因造成，并不能依靠私人投资来使充分就业水平下的储蓄得到回流。失业是名义净储蓄的合意水平和实际水平间存在差距的真正原因，因为如果理想水平较低，个人就会增加支出，销售就会上升，企业就会雇用更多的员工。
在维克里看来，弥合名义净储蓄合意水平和实际水平之间缺口的唯一办法是：政府赤字。如果我们从基于资产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没有其他因素能使私人部门的净金融资产总持有量（以美元衡量）发生变化。如果私人部门的某个人想增加其净金融资产持有量，只有在另一个人愿意相应地减少持有量时，这才可以实现。私人部门无法创造净名义资产。因此，维克里总结道：“如果政府债务不能长期地、持续地增加，就不会有彻底的解决方案”（1997，p.499）；“赤字并不是一桩经济犯罪，而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Vickrey，2000[1993]，p.189）。
很多人鼓吹运用联邦政府的资本预算，关于这一点，维克里明白或许是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使资本预算这一办法更令人满意，但他认为这并非关键所在：
从日常政策的角度来看，储蓄回流预算很可能是预算概念中最重要的一种。在将储蓄（超过私人投资吸收的部分）通过回流转变成产出需求过程中，该预算能够充分反映出政府支出的效果。在抑制经济周期波动、将资源利用提高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方面，这一预算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这一点来说，支出无论发生在经常账户还是资本账户，相对而言并不重要。（Vickrey，1992a，p.307）
事实上，如果用政府投资取代私人投资，有望看到的净效果可能是互相抵消，而收入回流功能本身也只能通过方案本身来体现，除此之外并无其他验证途径（1993a，p.6）。尽管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但维克里仍表示，政府投资能够刺激私人投资或令公众受益，因此把国债看作对后代人的一项负担是不对的；相反，他指出为了回流储蓄而进行的大部分活动“将成为留给后人的一项真正遗产”（2000[1996]，p.194）。因为通过政府赤字而实现的储蓄回流能够带来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实际资本遗产（厂房和设备）的增加，更不必说就业增加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加”（1997，p.509）。
储蓄回流赤字并不能够“在整个循环周期内实现平衡”（1997，p.499）：“政府债券的数量也需要和国内生产总值同等增加，以填补人民对资产的需求和私人部门对资产的供给之间的缺口”（2000[1993]，p.190）。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主张“封闭经济”，国外部门（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对资产的需求，也属于对资产的私人需求。正如维克里认识到的，“通过出口顺差来输出失业，实质上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不可能成为一项普遍政策”（1997，p.499）。虽然美国人确实能够通过贸易顺差储蓄一些美元资产，但这只是暂时的，由此导致世界范围的美元短缺，必将使政府赤字上升。
维克里在倡导储蓄回流政府赤字和增加国债的过程中，反驳过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赤字和债务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而这些错误观念曾多次被媒体报道（1994；2000[1996]）。这些观念包括许多想当然的断言，既未经过严密分析，也未得到历史记录证实，如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导致高利率或挤出私人投资。而在维克里看来，把国债看作对未来的投资而不是未来的负担更恰当，因为这能够“真正增加留给后代的有形资产”（1992a，p.309）。他指出，这些赤字和国债不仅不会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大量国债的存在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至今从未重现的原因之一”（1997，pp.508-509）。
要避免这样的灾难并实现真正的繁荣，就必须摒弃削减政府赤字这一不合理的思想观念，并认识到，就资产的供求而言，应平衡的是整个经济而不是政府赤字；应继续使计划储蓄（attempted savings）以足够的速率回流到收入中，这样计划储蓄就不会只能在收入、销售、产出和就业减少时才消失。确实有“免费的午餐”在等着我们，而且是很丰盛的午餐。但是需要我们摒弃那些紧缩政策倡导者的教条主义观点，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愿意做出他们建议别人所做的牺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身处如履薄冰的险境。（Vickrey，2000[1996]，p.217）
维克里基于资产的宏观经济学分析，阐明了名义净储蓄的合意水平和实际水平间的基本关系，并将其作为理解持续失业问题的关键。这种分析进一步得出了一个通俗易懂的结论，即在充分就业的产出和收入水平下，储蓄回流赤字是消除净金融资产合意持有量和实际持有量之间缺口，使二者相等的唯一方法。“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一个通货膨胀率为10%、失业率为2%的经济，远比一个通货膨胀率为1%、失业率为8%的经济健康得多”，但幸运的是，这种取舍是不必要的，因为并不需要以失业为代价来保持价格稳定（1997，p.505）。但维克里也感到，如果要实现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三大宏观经济目标，确实“需要一种新工具”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补充（1993a，p.7）。有很多人曾向政府建议通过直接创造工作岗位来促进充分就业（Minsky，1986；Lowe，1988；Harvey，1989；Collins，et al，1994；Gordon，1997）。最近，有些建议明确强调，通过政府财政赤字来实现储蓄回流，可以保障公共就业，进而发挥有效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这正是维克里所倡导的方法（Mosler，1997-1998，Wray，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