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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回流下的公共就业
我们已经知道，维克里所说的完全充分就业是指，职位空缺数至少和求职者人数一样多，并且求职者能够在48小时内找到一份工资水平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我们也知道，维克里认为通过不会导致通胀的方法实现充分就业是重中之重。此外，维克里还认为，只通过两项政策工具来实现三大宏观经济目标就像是“企图让一架没有副翼的飞机起飞，而副翼是第三个控制工具，也是莱特兄弟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们需要另一个工具（1993a，p.7）。我们必须设计出一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而不引起通胀或通缩率变化的工具，并通过储蓄回流赤字“消除当前收入水平下个人对资产的需求和私人部门资产供给能力之间的缺口”（2000[1993]，p.190）。“就我们实际掌握的资源来看，没有什么理由表明，我们无法迅速实现真正的充分就业并将其永远保持在该水平”（1993a，p.10）。
对那些不考虑增加总需求，只是一味严酷的“工作福利”[1]政策，维克里表示反对：
试图通过培训、就业方法指导、退还收益威胁或拒绝发放福利等方式，让一部分失业人员或失业群体找到工作，只是把这些人推到了待业队伍的前排而没有减少队伍的长度。如果某个赶飞机的乘客之所以能有座位，只是因为他很早就赶到机场，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有200个人足够早地赶到机场，那么他们就能登上一架只有150个座位的飞机。（Vickrey，2000[1996]，pp.213-214）
但如果通过赤字增加支出，公共就业“确实能够”带来工作岗位的净增加（2000[1996]，p.214）。所以说，关键是要将保障公共部门就业和储蓄回流的政府预算结合起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储蓄回流下的公共就业”。在其他场合，储蓄回流下的公共就业也被称为“就业保障”或将政府视为“最后的雇主”。
只要愿意工作且能够工作的人员，政府都承诺雇用他们，并按公共部门的基本工资水平（可以维持生计）支付工资，而这些工资由可赤字财政支付。因为失业现象正表明净金融资产的合意持有量大于实际持有量，所以通过赤字支出让失业者就业，填补了二者之间的缺口。我们完全可以估算出所需的政府赤字支出水平，因为这会通过需要政府保障就业的失业人员的数量反映出来。只要对净金融资产的合意持有量大于实际持有量，就总会有失业者；当这些失业者开始寻求公共就业，用来支付公共就业者工资所需的赤字就会扩大，由此超过私人资产供给的超额储蓄将得到回流，当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时，名义净储蓄的合意水平与实际水平间的缺口就会消失。通过赤字融资的“最后的雇主”方案，是强大的经济自动稳定器，同时能够确保超额储蓄的回流以及劳动力需求的无限弹性。[2]
正如维克里所强调的，既不能用储蓄回流下的公共就业代替私人部门就业，也不能用它来代替其他公共部门就业。在这种方案下，维克里列出的充分就业的所有好处都可以实现，并且失业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损失也大幅减少。如果储蓄回流下的公共就业还能够提高员工的技能，那么这种方案在就业培训方面的好处就能够实现；如果说就业岗位的净增加意味着这一方案并非一场残酷的抢椅子游戏，那么该方案的再培训功能对于“消除职位要求和个人资质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非常重要”（1993b，p.9）。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维克里也预计，最不熟练以及工资最低的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社会地位”将得到提升（1993b，p.9）。
储蓄回流下的公共就业方案并不会引发通胀性赤字，因为该方案只允许赤字扩大到一定程度为止，即在“零非自愿失业”水平下，净金融资产的合意持有量与实际持有量之间的缺口一旦消失，赤字即停止扩张；也就是说，该方案允许赤字扩张的程度与总需求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程度相适应。尽管超过充分就业水平的赤字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但只要赤字保持在这一水平，就不会有更多的失业者来寻求储蓄回流下的就业，所以，该方案的内在特性之一就是可以防止赤字过度增长。此外，维克里还认识到，储蓄回流公共就业方案启动时，可能会出现“整体价格水平的一次性小幅上涨”，上涨的幅度取决于该方案设定的“工资福利包”的初始价值，但这绝不是一种“通胀螺旋”（1997，p.505）。由于人们总是对通货膨胀怀有莫名的恐惧，鉴于此，该方案还有一些其他特征，能够确保通胀率不会出现未预期到的变化——这一点既是维克里反复强调的，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不过，在考察这些特征之前，我们先把该方案与维克里主要的反通胀政策建议进行一下比较，初步证明一下为何该方案不会引起通胀。
与公共服务就业计划的现代支持者一样，维克里也把通胀问题与失业问题分开来看待。因此，他所提出的救治措施和传统政策措施不同，并不需要在低通胀率或高就业率之间做出政策抉择。维克里提出的是两套独立的解决方案：通过直接的市场反通胀措施来抑制通胀，而通过储蓄回流政府赤字来促进就业。就业保障计划的支持者也同样反对所谓的通胀和就业之间的权衡。因此，我们提出储蓄回流下的公共就业计划，从而能够设计出一项同时解决两方面问题的单一政策建议。
维克里提出的可交易加价权（mark-up warrants）可以看作一项缓冲存货（buffer stock）计划，这一计划是基于固定数量/浮动价格的原则运行的。在这里，缓冲存货的商品是加价权，并且在给定的会计期内，发行的加价权利总个数是固定的。不过，权利的价格可以随需求的变化而上下波动。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缓冲存货的价格就会被抬高，那么要想涨价就必须花费更高的代价来购买加价权。在此意义上，缓冲存货的价格构成了抵消产品价格上涨的反通胀压力。当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力量时，企业或希望出售其加价权，或干脆将加价权留在手中不再买卖，于是缓冲存货的价格就会下降。
储蓄回流下的公共就业方案中，也存在类似的缓冲存货反通胀机制。该方案可以确保，在将经济迅速拉升至充分就业的潜在产出水平的同时，对价格水平构成强有力的反向抵消力量。与维克里的市场反通胀政策对比可知，这一方案是基于固定价格/浮动数量的原则运行的，但仍与他主张的政府赤字支出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一致。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这一方案下，公共部门为每一个愿意且能够工作的人提供工作：从定义上看，充分就业得以实现。发放给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是固定的，与私人部门的工资并不产生竞争。这就确保了当私人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上升时，工资会升高，员工就会从公共部门流向私人部门。相反，当私人部门解聘员工时，他们可以到公共部门就业。因此，储蓄回流下的公共就业方案的运行机制类似于“缓冲存货计划”，此时的缓冲存货商品是公共部门所雇用的劳动力。当缓冲存货的价格存在上行压力时，商品就会被出售；当存在通缩压力时，商品就会被买入。换句话说，这一方案确保了公共部门工资的稳定性，同时具备强有力的反周期机制，由此对价格水平构成了反向抵消力量。该方案之所以是基于固定价格/浮动数量的原则运行的，因为缓冲存货的价格（公共部门的工资）是固定的，而商品的数量（公共部门的雇员数）是可以浮动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看一下，为何这样一种缓冲库存的方案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第一，储蓄回流下的公共就业可能会流向公共工程，例如可以促进私人部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因为失业意味着人力资本贬值，而储蓄回流下的公共雇员可以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升值，基于这一点，生产率也会得到提高。第三，除了能够减少失业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储蓄回流下的公共雇员还可以参与一些有助于减少其他社会损失的活动，如环境保护和环境清洁。第四，储蓄回流下公共就业支出的增加，至少在部分上会被其他形式的失业支出减少而抵消。这样一来，失业保险支出以及其他形式的一般性救助支出均有望减少。第五，与失业救济金相比，公共工程往往更不易引起通胀，因为后者同时增加了供给和需求，而前者只增加了需求。第六，与高就业水平相关的通胀瓶颈和结构性僵化，通过储蓄回流的方法也可以得以避免。当劳动力需求增加时，储蓄回流下的公共就业所吸纳的员工，仍可回到私人部门就业，这样既维持了数量弹性，又不会产生失业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此外，由于政府可以从战略上选择恰当的生产方式和资源种类，以避免瓶颈甚至增强整个经济系统的灵活性，因此同样可以保持资本品和自然资源的弹性（Forstater，1998；1999）。第七，可以想见，企业可能仍按其原计划保持储备能力，以应对需求峰值和未预期到的需求上升，所以充分就业水平的劳动力将与正常水平的产能利用率保持一致。第八，对于那些想在储蓄回流公共就业工资水平下工作的人，因为无论有多少人政府都愿意雇用，所以可以根据外生因素自由设定工资，而不必支付由市场决定的工资。该方案下的工资是固定的，因而是完全稳定的，并且为劳动力设定了一个基准价格。在这样一个体系下，与工资相关的因素使通胀率出现未预期到的变动，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事实上，储蓄回流公共就业方案下的这种外生定价机制，可视为一种以高度同质化的、非熟练或半熟练的劳动力来规定国家货币的方式。因此，这一方案下的工资就成为用来固定货币的“锚”。因为劳动力是一种基本的商品，被直接或间接雇用以生产其他商品，储蓄回流公共就业计划提供了一种管制货币价值的机制，所以价格水平得到了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储蓄回流公共就业计划类似于商品缓冲存货计划，只不过这里是把劳动力作为缓冲库存来稳定货币。